责任编辑:孙世麒 SN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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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上午,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上诉人王书金强奸、故意杀人一案。这起案件因与聂树斌案有密切关系而备受关注。
自聂树斌被执行死刑,聂母张焕枝就走上了18年上访申诉的漫漫长路。
案件回放:1994年8月5日,石家庄西郊,38岁的女工康菊花遭奸杀。一个月后,21岁的电焊工聂树斌被捕。1995年4月27日,经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和核准,聂树斌被执行死刑。十年后的2005年,疑似“真凶”王书金落网。
对话张焕枝:“我还能活着等到儿子平反的那一天吗?”
东方早报:聂树斌被执行死刑,没有通知你们家属?
张焕枝:我们不知道他被执行死刑了,后来他爸爸给他送衣服,看守所的人说你怎么又来了,你稍微等一会,等了十来分钟,他说你儿子被执行死刑了。我老伴当时就晕了,天旋地转。
后来找到法院的法官,我说你把我儿子尸体放到什么地方了,他说统一放到火葬场了。我要儿子骨灰,他说你怎么还要骨灰?我说,那是我的儿子。要是你儿子,骨灰你不要吗?
后来,他开了个介绍信,我到火葬场去办的手续。
东方早报:最后一次见儿子是什么时候?
张焕枝:是在开庭的时候,开庭不让进。开完庭后,我还要求见儿子。那个法官姓康,他说,你去吧,我就去了。
东方早报:说上话了吗?
张焕枝:没有。我一进大厅,儿子哇哇地哭。我走到背后,有五米的距离,那儿有法警,不让往前走,我都没有走到跟前。我喊了他一声,他叫了两声“妈”。他被抓之后,我唯一见到他,就这一次,往看守所里送东西,也见不到人,只能转交。
东方早报:这些年,家里有哪些变化?
张焕枝:有很大的变化。枪毙我儿子以前,我老伴很健壮。当时,我们都不相信我儿子因为强奸犯了法,我儿子不是那样的人。一直到第二年,我们老两口不断在跑,想不到,枪毙都不告诉我们,这是我的儿子啊,你应该通知吧。没有。老伴接受不了,病了,1996年就病退在家。(注:聂树斌父亲聂学生无法接受儿子强奸、杀人的判决,两度自杀,以致偏瘫。)
东方早报:申诉这些年,有没有觉得有希望的时候?
张焕枝:到王书金落网,我心里面好像亮堂了一点,看到一丝希望。
东方早报:2007年11月最高院复函,交由河北高院处理,是否看到希望?
张焕枝:这份复函当时也给了我一份,我那时真看到一点亮光,可是到现在,没有任何结果。
东方早报:河北省高院为什么不给你判决书?
张焕枝:他们说,司法解释规定,可以给也可以不给。我们再研究研究,是给你还是不给你。最后,那个法院的人拿着那个司法解释,说被告方可以给,也可以不给。就是不想让我们申诉,因为我手里没东西,就没办法申诉。
逮我儿子一直到枪毙,我都不认为是我儿子干的,我找过区公安局,找过高院,但手里没有东西,到哪儿都没有人接待你。2005年枪毙了我儿子,我还整整跑了一年半,但手里没有判决书,没有办法。
东方早报:王书金案开庭时,你去过没有?
张焕枝:我去过广平县法院(王书金案一审所在地),想看看王书金怎么供述,律师怎么辩护,但是不让我进,而且不让我往法庭靠近,那一次,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东方早报:这些年,你也一直关注王书金案?
张焕枝:我最担心的是,王书金变了口供。上一次开庭,因为从网上的一些报道,王书金当庭承认作了6起案子,但法官制止他(供述强奸杀害康某),公诉机关也故意不起诉这起案子。
就算不是王书金干的,也不能证明是我儿子干的。我不管你王书金翻供不翻供,我儿子的判决书里什么证据都没有,没有手印,没有脚印,没有DNA鉴定,不能证明我儿子是强奸犯,是杀人犯。
东方早报:这8年,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张焕枝:(长时间沉默)……我感觉不到河北省高院的公开、透明、公正。
东方早报:你想过没有,假如没有发生这件事,一家人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张焕枝:假如我儿子没有被抓,还是这四口之家,可以说,我们并不富裕,但是美满。如果我儿子活到现在,都三十九了,早已经成了家,有了孩子。我们又是一个大家。
东方早报:会时常想儿子?
张焕枝:每天都会想起。因为吃饭的时候,毕竟少了一个人。过年过节还是我们老两口。即便儿子在外面上班,总还有回来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梦到儿子,在梦里,儿子大致就是一个受委屈的状况,他还穿着以前的衣服,年轻时候的样子。
东方早报:觉得还能得到你所要的公正吗?
张焕枝:说不好。为什么?这次开庭,可能早就定了性了。法院、检察院、政府,从来没有人来过,连起码的姿态都没有。
东方早报:今年,已经有好多起冤案平反了。
张焕枝:我渴望,希望早早还儿子清白。听说有些冤案解决了,我也盼着有这么一天。如果还定死是聂树斌干的,我不会接受,因为判决书光凭口供定罪,我不认可。我还要去最高院,走到走不动为止。
我现在70岁了,就算等不到那一天,我儿子能得到清白,我在阴间也高兴。
东方早报:每次去河北省高院,要坐多久的车?
张焕枝:从家里到公交站,要走5里路,这路不好走,下雨更不好走。坐上公交到了市区还要换一趟车,才能到河北省高院,需要两个小时。我老了,走得慢,交通也不方便。
每次去,半天都回不来。我每次早早起床吃饭,中午在街边小摊上,花两三块,买点小吃。
东方早报:有没有想过,坚持不下去?
张焕枝:我主要担心高血压,还有我的腿和脚。你是记者,你比我见的世面多,你告诉我,我还能活着等到儿子平反的那一天吗?
(文字来源:东方早报)
摄影记者手记:夜再长也有尽头
孙湛
2013年6月23日上午,我从石家庄来到聂树斌母亲张焕枝所住的下聂庄。下聂庄村的中心,是一棵宽大的老樟树,坐在树下聊天的阿婆,因为我的问路而突然紧张不知所措。大批记者的到来,早已使这个村庄变得敏感而多疑。
王书金案的重新开审,触动了众多媒体的神经,各路记者蜂拥而至。外界的喧嚣加剧了这个普通农家对于案件重审的焦虑与期待。面对众多媒体记者的采访,每每讲到儿子聂树斌的时候,张焕枝就会激动起来:“我儿子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而聂树斌的父亲聂学生由于接受不了此事,曾一度自杀未遂,因偏瘫而喜怒不能自控,时常如婴儿般哭泣。
由于聂学生丧失劳动能力,每逢周末等节假日,张焕枝的亲属朋友都会来帮忙。在主屋隔壁的厨房里,张焕枝的弟弟、女儿以及其他亲戚已经坐在那等待张焕枝吃饭。午饭比较简单,一碗绿豆汤、烧饼、鸭蛋、花生米以及作为荤菜的咸鱼罐头,围着小桌吃饭的张焕枝与亲友边吃边聊近期已被平反的张高平叔侄案。下午,陆陆续续又来了几波记者,张焕枝一一接待完后与亲戚通了电话——她明天就要前往邯郸。
走出张焕枝家时,我在村口遇到了买油条回家的聂学生。拄着拐杖走在乡间坑坑洼洼的土路上,老人含糊不清地诉说着自从儿子出事后,自己是如何坚持到现在:“我要好好活着,在有生之年看到儿子的冤案被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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