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岗十五年：湖州

图文：李颀拯

　　在为厂里 2988 位员工办理完下岗手续后，终于，张玉兰在手续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她也下岗了。

　　副厂长成了家政女工

　　直到今天，53 岁的张玉兰再次说起那些年“揭伤疤”一般的经历，仍会忍不住几度哽咽，转过头去。她经历了太多惊心动魄的场面，见过太多不忍看的场景：堵住厂门，工人与管理人员发生冲突的；老工人在办公楼上要抱着厂领导跳楼的；一对双职工，下岗不久后就双双抑郁病逝的……

　　当时的人员分流方案按年龄分四种：女50岁，男60岁，直接办理退休；女42岁以上，男52岁以上，办理内退，交养老、医疗基本保险，拿每月约400元生活费，直至退休；女40-42岁之间，男50-52岁之间，办理协议保留劳动关系，交养老、医疗基本保险，改制后再回厂工作；女40岁以下，男50岁以下，以850元一年的价格，一次性买断工龄，自谋出路。

　　张玉兰1989年就曾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的她下岗前已是副厂长。根据政策，她办理了“内退”，那一年，儿子刚刚考上大学，需要大笔的学费和生活费。42 岁的她打起两份零工，白天在一家机关做后勤，晚上去做家政打扫卫生。甚至大年三十，别人都家家开始吃年团圆饭，她还在疏通厕所管道。从全国劳模、“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副厂长一下落到家政女工，那些日子，每晚回到家，张玉兰都是以泪洗面。之后，她和同是下岗工人的老同事注册了一家家政公司。8年后，张玉兰平安达到退休年龄，每月拿到退休工资2666.8元。与此同时，今天，她的家政公司也已经发展壮大到200多人的企业。报个人收入时，她呵呵一笑：“一年10 多万吧！”

　　丝绸大厂的烟囱轰然倒下

　　张玉兰是湖州众多丝绸厂的万千职工中的一名，湖州——浙江北部的一个小城。被誉为“丝绸之府，鱼米之乡”的湖州是丝绸之路的发祥地，早在4700多年前，这里的先民就已经开始了种桑养蚕、缫丝织绸。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丝绸业还是一度占当地财政 50% 以上份额的支柱产业。湖州丝厂、菱湖丝厂、三天门丝厂、南浔丝厂的白厂丝，永昌、达昌、湖丰、天昌、湖州绸厂……丝绸厂职工当年是令人羡慕的产业工人，许多党政机关干部子女还要借助父母的关系才能进入丝绸企业。在湖州，几乎每家每户都有成员，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丝绸行业有关的工作。

　　1998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这场改革提出的首要任务就是减员，"下岗"这个词也成了一代中国城市市民的伤痛记忆。浙江湖州，这个以丝绸为支柱产业的城市，历经了国企改革最悲壮的时期，达昌绸厂的烟囱，永昌绸厂的大门，人民布厂的大楼……这些都曾是湖州人引以为骄傲的地标性建筑，虽然它们都已轰然倒下，但并不代表往事已烟消云散。当时，全市有 292 家各类企业要改制，情况错综复杂。直到今天，关于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的争论依然没有停止过：关于国有资产的流失；关于下岗工人的安置；关于贫富的两极分化；关于当年主持那场改革的市长黄萌，因在那场改革中的经济问题在事隔多年后被揪出……

　　“下岗工人承载了历史伤痛”

　　时任国家经贸委国企脱困办副主任周放生谈起那场改革时说：“这个过程就是不断地试错，当时也没有现成的模式，也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只有试的过程当中，摸着那个方向，试着试着往回一看，可能才知道前面走的路错了，那就再去试。”改革就是在这样不断的尝试中揭开了更深层的矛盾。

　　“以最为典型的纺织业为例，当时纺织厂都在大城市，上海、天津、北京，这些大城市的生活成本本身就高，再加上冗员负担、企业债务负担和企业办社会的负担又都很重，像纺织这种劳动密集型产品，已经不可能在大城市再继续存在了。”当年全国有上百万的纺织工厂被减员，成为最大的下岗工人群体。周放生感慨，“我觉得，付出改革代价最大的是广大的职工，尤其是那些下岗职工，和破产企业的职工，他们做出了最大的牺牲，最大的贡献，最大的成本，我觉得这一点我们不应该忘记”。

　　这些产业工人曾支撑起新中国工业的体系建设，也同样是他们，为中国经济的轻装前行承载了历史的伤痛，企业怎么办，人往哪里去，每个人都在寻找着自己的出路。哪怕到今天，当年的下岗工人大多已经退休，可每月那点微薄的退休金与飞涨的物价或者是连年翻倍的房价相比，又显得那么杯水车薪。他们有的返聘工作岗位，有的继续打着零工，有的开始自己创业，有的干到了实在干不动的年龄才回到家中……

　　下岗十五年

　　15年过去了，曾经的疾风骤雨已经在一代人的老去中慢慢消逝，被称为组成国企“蟹墩子”的几条街也已经变成了繁华的商业街，只有那些路名还能如黑白默片一样记录点点过去的片断——劳动路、红旗路、人民路、益民路。回望过去，那些亲历者依然清晰地记得他们曾经向前迈出的常常都要经历反复和磨难的每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