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岗十五年·武汉

文图|原丽阳

　　编者按：

　　武汉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拥有钢铁、汽车、光电子、化工、冶金、纺织、等工业。上世纪90年代，武汉一度向中央税收总贡献量是广东省的4倍。

　　据劳动人事部门统计，1998、1999、2000年全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人数在600万左右。仅武汉一市，到1998年7月，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人数就达到16.2万人。

　　在武汉街头，摄影师原丽阳随机调查采访了十位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中，这十个人可能都不具有典型性，但通过他们，我们仍能看到在国企改革过程中武汉国企职工所经历的时代创痛：

　　李国庆（化名），51岁，1999年被休假，2005年正式下岗

　　李国庆1981年考上原天津纺织工学院，1985年毕业分配到湖北某建筑设计院，任工程师，后升任纺织所副所长。1993年初还代表设计院到德国，瑞士考察。

　　但在1996年到1999年受大环境影响，全国纺织企业举步维坚，纺织设计任务逐年减少。1999年，其所供职的建筑设计院发布了关于对《工艺专业部分技术人员实行暂休假的规定》，此后，纺织所全部设计人员有12到14人被休假。他属于其中之一，当时每月工资为600元。

　　2002年到2005年期间，设计院进行了企业改制，兼并后的主管领导，要他要么马上到武汉青山区的家属宿舍去守门，要么下岗买断。那时候守门一个月不到一千元。李国庆一气之下办理了买断手续，20多年的工龄换来了五万多元安置费。

　　幸好，他在此过程中不断学习，先后在武汉、浙江多个股份企业、民营企业和个体企业甚至村办企业打工做工程师。

　　如今，尽管言谈间有些落寞，但回顾曾经的岁月，他认为下岗是不可逆转的大气候。

　　喻爱纯，38岁，1997年下岗

　　喻爱纯曾经是武汉钢铁机电设备修造厂的一名电焊工。她17岁那年，初中毕业一年的她通过招工进入了武汉钢铁厂。经过学习和长时间磨练，她的技术水平逐渐上升并获得了电焊工比赛二等奖的荣誉。可是，好景不长，工作不到三年后，工厂就发不出工资。

　　她办理了下岗手续。从1997年开始打工，当过服装店营业员、纺纱车间工人。2002年，喻爱纯不顾家人反对用1万余元去学习驾驶公交车，一干就是12年。

　　喻爱纯觉得目前的工作很稳定，尽管工资一般但医疗、养老保险有保障，尤其是自己喜欢开车，这是最重要的。

　　李青，44岁，1996年下岗

　　1986年，17岁的李青参加了工作，在武汉江夏区制管厂金结车间做电焊工。

　　1996年，厂子不景气，他下岗了，此后每月能领到一百多块钱的下岗费。

　　李青的爱人嫌他没有工作，离他而去。李青随后到深圳打工。几年后回到老家武汉，做过水电安装、配电柜焊接、电焊工等工作。

　　2006年10月，在一家酒店工作的同乡为李青介绍了一家酒店保安的工作，一直干到今天。

　　李青觉得：“目前的生活还过得去，虽然人下岗，但职业没下岗，要把事情做好”

　　如今单身的李青每月领着一千七八的工资，不再漂泊的他觉得“这样离父母不远，可以时时看到并照顾他们，就很满足了。”

　　李金秀，50岁，2000年下岗

　　李金秀现在武汉一家社区居委会工作，是在社区专门负责低保审核发放的专职工作人员。1983年，20岁的她被调到机关事务管理局下的一家饭店工作，负责前台接待。

　　2000年，因饭店经营不善，工作了17年的她面临下岗。按照3000元每年，工龄17年计算，被八万元买断。她用这笔钱开了个小餐馆，但持续了半年就转让了。此后就来到社区居委会工作，至今已有13年。

　　冯官利，58岁，1990年下岗

　　冯官利是一名下肢残疾人。1976年20岁的他到武汉九峰机械厂做钳工，1986年转到武汉洪山区洪山乡鲁巷机械厂继续做钳工。1990年，工厂逐渐开始没活可干，冯官利下岗，买断的安置费为1万元。下岗后的冯官利又做了两年给别人焊接修修补补的零工。

　　1993年，他自己在曾经工作的厂子里租了个门面搞起了焊接，又过了五年，厂子拆迁，

　　他又被迫转到一个城中村里继续做焊接，生意一下清淡很多。

　　现在的冯官利的收入只能“混个生活，一个月不到两千块钱，有事就做，没事就没得做”，冯官利说。四年前，冯官利交了3.5万元的社保，现在每月还需要交纳407块钱的社保一直要到60岁。

　　饶秋兰，48岁，2003年下岗

　　1985年，20岁的饶秋兰经熟人介绍到赤壁市织布厂做挡车工。1991年，织布厂垮了，那年刚刚结婚的饶秋兰26岁。她被安排到赤壁干堤工作，编织棕垫，每天十块钱。又过了13年，棕垫工作已没法做了。2003年，39岁的饶秋兰下岗。根据每年200块安置费的政策，饶秋兰工龄19年可以分得3800元。

　　下岗后，饶秋兰曾经到一家服装公司流水线上干活，给宾馆做过饭，为别人做保姆看过孩子，照顾过老人、去过豆腐厂，给银行打扫过卫生。一年前，饶秋兰来到武汉一个城中村做洗碗工，一个月拿两千块钱的工资。

　　雷德畅，55岁，2006年下岗

　　1986年，在国务院国发（1986）77号文件和国务院令第99号的规定的大背景下，雷德畅在招工中签订了湖北省建五公司的劳动合同。

　　28岁的雷德畅做了一名油漆工，他通过十年努力升职为工长，主管泥瓦匠和木匠。2006年企业改制后，雷德畅和2/3的公司员工下岗了。当时工龄满足30年或者达到50岁的员工可以不买断，雷德畅条件没有达到，那一年，他47岁。

　　最后，按照雷德畅工龄二十年，一年按照905元计算，他领取了一万八千元的的安置费，同时，按照每月两百元的标准领取了两年补贴。

　　下岗后的雷德畅尝试做生意失败，他找到原单位，租了单位一个门面卖茶叶。

　　如今，雷德畅只求如品茶一般静心过着平淡的生活。

　　宋毓冬,60岁，2000年下岗

　　16岁时初中毕业的他下放到湖北赤壁的五七干校种茶叶并做到班长。

　　1976年,他22岁。他被分配到咸宁武汉市自行车厂烧反射炉，干了五年后，他被调到汉口分厂，此后，他在汉口厂一直工作了20年。

　　宋毓冬是个聪明能干的人，在其上班的那些年，他平常在工厂上班，下班后，他就在街上给别人修自行车，此外他还卖干货，在公交站卖早点，卖烟和各类小吃。多年下来，他在1996年前攒了16万。

　　此时他所在工厂效益越来越不景气，直到2000下岗。那年他45岁。

　　尽管宋毓冬有二十多年工龄，但他每年只能算不到900元。下岗买断后，厂里一共给了他3万元。

　　不幸的是，下岗前，妻子生病，治病花了15万。妻子离开后，他用剩下的一万给上班的女儿读完了成人大学，并让女儿学会开车。

　　失去爱人的宋毓冬一直过着四处漂泊的生活。他去过温州、东莞、南宁，做过鞋、干过检验员、当过厨师，最后回到武汉干起保安的工作。

　　现在，宋毓冬是武汉一家物业公司的保安班长。尽管收入不高，宋毓冬想的很开，身体健康就是大富大贵。

　　王光明，55岁，1995年下岗

　　1982年在山西当兵的王光明复原回家，那年他22岁。他被安排到老家湖北秭归县一家针织厂，后来升为副厂长。在1995年2月，他被调到秭归县国营服装厂，一直到1995年10月，厂子破产了。

　　王光明领回一万块钱安置费。在家里干零活打工，在工地上搞测量，随后他又买了辆三轮摩托，干了两年了拉人的生意。此后，他又卖了三年水果。2002年，他来到武汉，和亲戚朋友经营装修材料、水磨石的生意。做了十年后，2012年，店铺拆迁。

　　现在，他在武汉一个城中村用攒的钱开了家水果副食的小卖铺。他用赚来的钱还清了过去十几年欠下的医保劳动保险费。

　　回望曾经的二十年，王光明所在厂90%的工人选择了自谋职业，当时的单位工资很低。而在外打工赚钱要快，也要多，但是又不稳定。

　　王跃武，2000年下岗

　　1989年进入武汉重型机床厂做汽车修理工。因为工作场地在厂外，工作十一年，他几乎还没有来得及穿工厂制服就下岗了。

　　下岗时，按照十年的工龄，厂里给了王跃武8900元的安置费，又因为他是第一批签字下岗的，所以另外有3000元的奖金。2000年，王跃武去办了的士从业资格证。随后王跃武做了十几年的哥。2010年，王跃武买了辆金杯跑运输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