窑洞里的革命者

文|哈里森·福尔曼

　　编者按：抗战期间，哈里森·福尔曼是美国合众社、英国泰晤士报的驻华摄影记者，1944年6月9日，他作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中的一员，踏上红色延安的土地，直到8月离开。期间，他为毛泽东以及他的战友们拍照，并走进毛泽东的窑洞，听他讲述自己的信仰和施政方针。

　　在延安，毛恰巧并不是一个难以接近的预言家，不是一切智能与指导的源泉，他的话也不是毫无问题的法律。当然，毛泽东的观点与建议在形成政策上，有着极大的影响，但它只拿来当为讨论的一个基础，而由该党各领袖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来作最后通过，这些领袖们自然不是些橡皮的图章，因此毛所宣传的演说，是首先小心地思考出来，再由他的党中同志整理过，最后的形式，因此是党委员会的混合表现，而并非纯粹是毛自己的观点。

　　穿着朴素 讲话温柔

　　他派了他的私人汽车来找我——一辆半吨重的齐佛莱送货车，在侧面的“救护车”字样的上面，漆着大的红十字。在这下面，漆着：“纽约注册的华人洗衣联合会捐赠”等字样。

　　毛泽东在面对着半打一并排的普通窑洞的小院子的门口迎接我，这儿他和家族及亲近的助手住着。和他的美丽的较年轻的妻子在一起——她是以前的蓝苹，上海著名的电影明星，一个十分聪颖的妇女，1933年后的共产党员。在1937年，她放弃她的电影事业，到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中去工作。在这儿，毛对戏剧的兴趣，使他俩走到一起，他们在1939年春天悄悄地结了婚。

　　两人都穿得极朴素，她穿着一身简朴宽松的衣装，在细腰上束上一条带子，他则穿着粗糙的土布的衣服，下面穿着膨开的马裤。我被带进会客室——一个有着简单砖地、白墙壁和有着笨重粗糙家具的窑洞。时间是在傍晚，惟一的火光，是一支安在翻转杯子上的蜡烛。用淡茶、土制糖果及香烟来做招待。毛不断地吸着他的可怕的延安香烟，另一方面小孩子则在我们谈话的全部时间中进进出出。他们会立下来，怔视着我过几分钟，随后抢了一块糖，飞跑出去。毛对他们不加注意。

　　他在中国人当中是身材高大的，肩膀广阔，体格结实。约有50左右年纪，看起来却不到40岁。他的整部的面颜，有着异常高的额角，上面披散着一团黑发，一双特有表情的眼睛显得炯炯有神。他很易微笑，温柔地讲着话，而在他的热诚中，简直带些稚气。他的一种使人不愉快的习气，是用他的皱缩的口唇吸烟，一口口吐出烟气中间，有着把烟吸进去的闹声。

　　“用土地改革来改进农民生计”

　　他对我说，“第一，我们不是求达到苏俄的社会和政治的共产主义。我们更其愿认为我们现在所在做的，有些像林肯在你们内战中所为之作战的事：那就是解放黑奴。在今天的中国，我们有好几亿的奴隶，为封建社会桎梏着的奴隶。80％以上的我们的人口是赖小块土地生活的农民，大部分的土地是属于穷奢极侈的大地主的。由于近80％的佃农，须以他们生产品50％至80％偿还地租，它等于实际奴隶所偿付的。”

　　他举出了吴满有的例子，他必须为他的土地，付出这样一笔苛酷的地租，结果，他从他种出来赡养他家族的食粮中，没有什么可留存下来的。

　　“在今天，中国有好几亿像吴满有一样的被压迫的人——好多这样的人，他们的妻子们饿死，他们不得不出卖他们的儿女，或溺死他们，而他们自己也变为乞丐或土匪。由于这样的穷困，许多农妇被迫去当娼妓。并为了缺乏充分食物的原故，我们的农民很易罹疾。甚至在今天的边区，婴孩死亡率仍高达50％。

　　“不过为设法解放这几亿人民与用土地改革来改进农民生计，我们不想像苏联那样趋于极端——没收地主的土地，重新分配于人民。我们承认，我们的确在过去那样做过；但在1937年9月22日，和国民党与政府缔结协定后，我们放弃了这种政策——代以修改的政策——一个劝告地主减租达到合理的数字，而同时向他们保证这些减低了的地租一定由佃户正常地交给他们。在这一点上，就经济的意义上讲，我们是和苏联不同的。

　　　“我们限制任何一党专政的可能性”

　　“政治方面，在我们既不要求也不计划无产阶级专政一点上，我们也和他们是不同的。我们也不主张一个足以沮丧个人创造性的集体主义——实际上，我们是鼓励竞争与私人企业的。并且在一个互利的协定之下，我们要准许并且欢迎在我们控制区域中的工商业的外国投资。我们自己能够做的，我们自然要做。但有着好多我们不能做的事，我们将欢迎外国人及外国资本流进来，去做那些事。我们是落后的国家，因此对于外国投资十分需要。

　　“讲到政府——像你晓得的一样——我们信仰与实行民主政治，采用‘三三制’，限制任何一党专政的可能性，像今天国民党所实行的那种情形。在这一方面，我们也和俄国的苏维埃制度大不相同，那就是在那里面，我们的民主政府形式，包括地主、商人、资本家、小市民以及工农。在今天的苏联，却是没有地主，没有商人，没有小市民的。”

　　“可是你们既不实行共产主义，”我要求着说明，“那么为什么叫你们自己为共产党呢？”

　　他的答复是，这一名字是从往日沿袭而来。“你在这儿已经看到很充分的事实来证明我所说的话，”他说，“充分的事实使你明白我们不再是苏俄所谓共产党这个字的意义了。”

　　“那么为什么，”我坚持着说，“你们不改名呢——任何共产主义以外的名称呢？”

　　他摇摇他的头。“我们或别的人所称呼我们的政党的名称，对于我们，或对于我们的天良上，并不至关重要。如果我们是突然改了别的名称，在今天的中国——以及外国也是一样——就会有那些人利用它来作资本，要指斥我们想隐蔽某些事实。不，我们不能，我们也不该改换名称。我们也无此必要。所重要的，是内容与实施，不是名称！”

本文摘自《北行漫记》哈里森·福尔曼著　陶岱译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6月出版

栏目编辑|马俊岩 实习生|文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