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百年策划：战争改变女性

文|李夏恩

　　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

　　——耶利米书 31: 22

　　1914年8月，在那个炎热的夏日午后，从窗口抛洒的玫瑰花、彩带和晃动的手帕淹没了整座城市。人们摇晃着手中的小旗子，朝走过的军服笔挺的小伙子们挥舞，女士们也毫不吝惜地抛洒着飞吻和激情。在1914年的夏天里，几乎同样的戏码在伦敦，在巴黎，在柏林，在维也纳……在欧洲的各个城市里频繁上演。

　　拥抱战争：被神圣的与被侮辱的

　　一次世界大战在开始时带来的并非是苦难与哀恸，而是欢呼与雀跃。这是一场盛大的节日，但却是“男人们的节日”，对今天的人来说，想象这样一幅情景并不困难：女人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丈夫、儿子穿上簇新的军装，在战争号角的召唤下，走上战场，把依依不舍的母亲和妻子留在身后，后者只能把自己关在家里，泪眼婆娑的翻看着相册里自己亲人的照片，想象着他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情景，向上帝祈祷他能平安归来。

　　这个想象符合人之常情，但却不是全部的事实。当开往前线的队伍中年轻士兵们回过头时，他们看到的是一张张充满激励和肯定的脸。在那个夏天，几乎所有留在后方的女性都真切地相信，这场战争就像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发生的所有战争一样，会在短短的几个月甚至几周内结束，她们的丈夫和儿子将会披挂勋章载誉归来，短暂的离别意味着荣耀的归来。

　　她张开母性的双臂，将一名跪倒在面前的年轻士兵拥入怀里，拥抱他、抚慰他，用坚毅慈祥的面孔为他日后在战场上的命运施以祝福；或者干脆全身披挂甲胄，手执战旗，引领士兵冲向战场。

　　这位女性形象，在1914年到1915年的欧洲各国都家喻户晓，在德国，这位女性的名字叫“伟大的德意志母亲”或者叫“瓦尔基里”，也就是女武神；在法国，她的名字叫自由女神或是博爱女神；在英国，她叫布列塔尼娅。她并非真实存在，而是官方文宣机器制造出来的战时女性神祗，用以激励现实中成千上万的男子奔赴战场。

　　战斗吧，姐妹们！

　　“男人跟我们说：‘仗由我们来打，女人不适合打仗，我们保护女人，替你们打。生活中的困苦忧患由我们来顶着。’……虽然我热爱和平，有时候仗还是该打。我要正告年轻人：‘今天有不少女人从未恼恨生为女儿身，但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可是很愿意自己是男子汉的！’”

　　当爱米琳·潘克赫斯特于1914年11月发表这通演说的时候，这名英国女权运动的头目刚刚和政府谈拢了条件，她表示她手下的妇女社会政治联盟不会再就妇女选举权问题给政府添麻烦。这一招颇为明智，不仅将她从一次次的抗议坐牢秀中解放出来，也使英国政府长出了一口气。

　　英国的女权运动在一战前已经发展到一种令人瞠目的阶段，按后世历史学家的称呼，应当是“砸玻璃和纵火犯阶段”，女权斗士们诉诸的暴力行动从焚烧邮箱和砸碎商店橱窗这些零星小暴力，直到试图烧毁大型公共建筑。1914年初，这些女权主义者烧毁了卡耐基图书馆、两座古老的国教教堂、一位敌视女权运动的大臣的官邸，还企图在都柏林烧毁一家坐满观众的剧院。

　　1915年7月伦敦爆发由妇女组成的参战大游行，超过3万名妇女高举着“我们要从军的权利”的标语阻塞了伦敦的大街小巷。这场游行的结果没有让任何一名女性穿上军装，但有5.7万女性却加入官方成立的妇女后勤军团，在前线从事烹调、洗衣，或者追随著名的提灯女神南丁格尔的脚步成了一名光荣的战地女护士，她们在炮火连天的战地后方照顾伤病士兵，埋葬死者，根据一名在比利时战场上的英军女护士梅·克莱辛的自述，她们还有机会和英俊的军医谈情说爱，“获得新生”。

　　确实有为数不多的女性真正成为了前线士兵中的一员，比如英国的一位女士居然成功地下到了阵地战壕，她确实非常机智，因为她选择的是苏格兰高地士兵的队伍，苏格兰裙军服成了她最好的掩护。另一支充满传奇色彩的女性军队则是1917年在俄罗斯成立的，号称“女兵敢死营”，营长是一名15岁就出嫁的传奇女性玛利亚·博切卡蕾娃，这位娘子军头目在指挥军队前曾有过两次不愉快的婚姻，很多人相信她之所以上战场是为了亲手报复那些负心男人。

　　更多的女性在大后方来显示自己的能力。在英国，从1915年起，近26万女性劳工参加农业生产，街上开公交的有女司机，煤矿里挖煤的有女矿工，她们也制造枪支弹药，甚至包括TNT炸药。哈姆弗雷·沃德夫人在1916年给美国朋友的一封信中称这些制造炸药的女性“一天工作10个半小时，甚至12个小时，一周七天。起码这是她们想做的。政府坚持要给一个星期日，或者一到两个月的休假，但妇女们对此很愤慨，说：‘我们不累！’”

　　当然，一些流言蜚语也称这些女性之所以愿意在炸药工厂里工作这么久，是因为她们可以“顺”一些炸药出来。因为这些炸药可以将她们的头发染成时髦的棕黄色。在那个战时困窘的年代里，没有什么比免费染发剂更让女人们心动的了，也让那些心怀不轨的青年男子在约会时想点支烟看看会造成什么后果。

　　对女权主义者来说，女人参与战争越多，就越能证明自己能和男性平起平坐，甚至是可以去蔑视那些没有参战的适龄男子，“我们从那些街头闲散的男子面前走过，看着他们从我们鄙夷的目光中逃走，跑进征兵站里”。男性们的离开将国家交给女性，现在，女性是主角，就像诗歌里吟唱的那样：“亲爱的，你在战场上吹响号角，我在后方统治你的国家。”

　　归来

　　1918年11月11日中午11点，胜利的钟声终于在伦敦鸣响，但街头既没有玫瑰花也没有彩带，有的“只是男人和女人怀疑的目光互相看着，他们并没有欢呼雀跃说：‘我们赢了战争！’他们只是说：‘战争终于结束了。’”

　　原以为几周最多几个月就能结束的战争，最终却打了三年，这三年耗光了所有的激情和元气。一位英国女作家维拉·布里特奇在战后回忆说：

　　“当人们在新学院的教堂里欢呼战争的伟大时，我却能花上我所有的星期天想念罗兰……罗兰，有才华、有热情、有雄心，死的时候不带任何荣耀，他只是热情地做着自己的例行工作；维克多和杰弗里，文雅而谦逊，他们决心征服自然，但却被大雪所吞噬；最后是爱德华，他有音乐天赋、安详、喜欢和平，却勇敢地参加战争，最后在领导战争中一场至关重要的反击战时牺牲了。”

　　战争结束的那一个小时，对维拉来说，是“最孤独的一小时”。战争开始时人们所想象的英雄载誉归来的幻想，也在战后化作了凄凉的现实。妻子拥抱披挂勋章的丈夫的情景固然有之，但更多地妻子拥抱的却是丈夫的一部分——他们在战争中成了永久的残疾。还有许多妇女在漫长的等待后，等来的只是一封通知信和一个装着丈夫和儿子遗物的小盒子。

　　女权运动者按照预期获得了她们的胜利，1918年，英国30岁以上的妇女获得了选举权，1928年，英国女性又终于在选举权上和男人实现了平等。在法国，在德国，妇女真正的成了半边天，就像著名的女权领袖西尔维娅所说的：“男人和女人已经被战争的苦难和牺牲拉得更近了”。

栏目编辑|马俊岩 实习生|王诗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