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都不能少：国家级贫困县“穷人”20年之变

                                                                                                                                                                                    文|袁东平

        1986年我到《民族画报》工作之后，常有机会到一些偏远的民族地区采访，当看到有许多农民依然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时，我感到十分震惊。从小我们受到的教育都是“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谁能想到在我们国家竟然还有那么多的人生活如此贫困！
        1993年《民族画报》计划做一组有关扶贫的专题，我接下了这个任务。第一站我来到了贵州麻山地区的长顺县和罗甸县。这里是典型的石灰岩岩溶地貌，多山、多石头、极少平地，加上历朝历代的过量砍伐和开垦，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自然生态不断恶化。我到这里采访的时候，当地的人均年收入不到300元人民币，最贫困的乡仅100多元。有许多人家即使是在比较好的年份，收获的粮食也不够半年的口粮。
        我是1994年春节前来到麻山的，这时地里的庄稼已经收获，从山下往山上望去，所能看见的，是满山的石头和石头之间偶尔露出的稀稀落落的玉米秸。只有站在山上朝山下看，才能看见石缝间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土地，最小的地块只有脸盆大，种一棵玉米。
        石灰岩岩溶地貌的特点是地表存不住水，一场雨过后，水很快就流走或渗入地下，因此这里“天”的作用就显得特别重要。雨水大了会将土壤、庄稼冲走，不下雨又会干旱，旱得厉害时，人畜吃水都很困难，更不用说用水去浇地。个别地方，一年中甚至有8个月的时间，农户们都要到差不多10公里以外去挑水喝。
        经常的出差采访让我有了这样的经验：看一个地方经济的好坏，只要在当地的街上转一转就能大致了解。在农村，很多地方至今仍然保存着赶场（赶集）的习惯。每到一个固定的时间，周围几里、十几里、甚至几十里外的人都汇集到一条街上交易物品。麻山地区每到赶场日，街上都十分热闹，但看看他们交易和消费的东西，实在是让人心酸。一种加了糖精和色素的水里漂着几块凉粉的小吃，是许多孩子垂涎的食品；一只小鸡、几只山芋或几个鸡蛋是一些人家里唯一能拿出来卖的东西——只有将这些东西卖掉，才能换回灯油或盐巴。而在一种普遍生活水平很低的贫穷状态下，农民要卖掉他们的农副产品并不容易。

        一家7口人年夜饭就只有一锅青菜
        那一年的春节我是在贵州省罗甸县过的。罗甸县的董王乡是县里的贫困乡，自然条件非常恶劣。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如此令人心酸的景象：蜷曲在破床上的孩子们，身下只有一堆烂草和烂棉絮，棉絮的颜色黑黢黢的，不仔细看会以为那也是一堆烂草。开始我还以为这只是个别现象，后来却在许多人家见过类似的情景。在这个乡，很多农民们的衣服都破烂得不足以蔽体，据说有的人家几口人，只有一套可以穿出门的衣服，孩子长到十几岁，还没有像样的衣穿。来到这里的人，面对这样的情景，都不禁潸然泪下。
        大年三十那天，我到一个叫陈志强的苗族老汉家里，因为要过年，村里条件稍好一点的人家都已经杀了猪，可他们一家7口人就只有一锅青菜。我知道在中国农村，农民一年中都可以没有肉吃，但在过年时是一定要改善一下的，像他们这样过年也杀不起猪甚至买不起一点肉，生活有多么艰难就可想而知了。再看看他们的家，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在简陋破烂的房子里，我找不出一件值钱的东西。唯一可以卖钱的大概就是那口煮菜的破锅，但恐怕也值不了5块钱。后来我得知，这样家境的人在当地并非少数，许多人家甚至没有最起码的生活资料。有的人家里八九口人，只有两三只破碗，还有的人家除了一个残缺的罐子，根本就没有碗。没来过这里的人，实在很难想象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态。
        在董王乡采访期间，我的采访本上还有这样几条记录：
        “何应富，40岁，汉族，全家5口人，最大的孩子10岁，最小的6岁，没肉过年”。
        “韦小龙，苗族，全家5口人，一女孩没有床，睡在架在房梁上的木板上，过年家中只有一块肉，还是亲戚送的。”
        “屯脚村大坟山组陈老良，苗族，家中的破房子没有顶。”
        ……
        在董王乡（其实也包括整个麻山地区），缺医少药，农民有病无法就医的现象也非常普遍。那天，我到一个叫周大刚的汉族农民家，看见他的儿子膝盖上糊了一些泥巴，走路一瘸一拐的。一问，说是腿疼。我叫过孩子一看，发现他脚上有一道口子，已经感染，炎症蔓延到了膝部。可他父亲以为是腿弯的毛病，就找了一点草药和泥敷在孩子腿弯上。我知道这样的治法可能会把孩子的腿给毁了，于是拿了一些钱给他们，嘱咐他们赶紧带孩子去医院看病。回到北京之后我收到他们的信，说幸亏去看了，不然就麻烦了。为了表示感谢，他们要给我寄一些山里的核桃。我赶紧回信，要他们别寄——我知道核桃是董王乡山上为数极少的几种土产之一，他们可能有核桃，但肯定是付不起寄费的。

        电饭锅里是大米饭，有很多肉
        在离2014年的春节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候，我又一次来到了董王乡。
        我到董王乡的时候恰逢赶场日，街道上甚是热闹。但仔细看去，除了五颜六色的廉价塑料制品之外，交易的东西和20年前几乎没有多大变化。偶有打扮新潮的青年男女从街上走过，也好像和这里的环境格格不入，这多少让我有点失望。
        下午，乡里的干部按我提供的照片和名单，先带我去了韦小龙和陈老良家。陈老良已经去世，他唯一的儿子有点智障，正和韦小龙一起煮饭。韦小龙已经75岁，当年睡在“天铺”上的女儿嫁到了六盘水，他和一个儿子住在一起，这个儿子有点残疾，没有结婚。我几乎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20年了，没有什么变化！
        同来的干部解释说这两家情况是比较特殊的，据他了解，全乡大部分人家都已住上了砖瓦房，生活状况要比这两家好很多。果然，随后去的几家情况就好多了，周大刚的大儿子周天军已经结婚生子，在路边盖了新房，开了一家小卖部，说起当年脚上受伤的那个孩子，他说是他三弟，目前在广东打工，可惜周大刚已然去世，这让我唏嘘不已。周大刚的妻子留我们吃饭，火塘的锅里是肉和黄豆芽，电饭锅里是大米饭，肉很多，也很好吃。想起20年前年三十的时候都有人家没有肉吃，我还是感到了变化。何应富家和周大刚是邻居，他的三儿子何少福刚和妻子从浙江打工回来，骑着摩托车在路边玩。我问他为什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他说是要买地盖新房。

        20年最大的变化是内心深处的
        晚饭后我拿着当年乡人大主席覃应华的照片找到了他家，我们都已不记得照片是在什么情况下拍的了，但他还是热情地把我让到家里。覃主席还住在老房子里，正在吃晚饭，我们的话题自然也就从吃饭开始了。
       “20年来的变化还是不小的”，覃主席边吃饭边和我说。“你上次来的时候，很多人家玉米都不够吃的，但现在苞谷饭已经没有人吃了；以前家里请客，肉都是按人头分的，一人一块，越肥越好，现在吃完饭肥肉都剩在锅里了；那时家家都是土房子，现在70％以上的人家都盖了砖瓦房，只有我这样年纪大的，冬天喜欢烤烤火，还住旧房子。”说话间覃主席的手机响了，我这才想起来，今天在村里的时候，我的手机经常会响起收到信息的声音，带我来的乡干部说现在村里家家户户都有信号。我问覃主席家里有几部手机，他算了算说：“3个儿子，1个女儿，加我，5家人，一共有9部手机。”我想起何少福在看到我给他家拍的照片时，第一反应就是从兜里拿出手机，说要翻拍一下。
        我了解到，董王乡70%以上的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或有打工的经历。街上头发染得黄黄的、骑着摩托车飞驰而过的男青年和穿着时髦的打底裤、脚蹬高跟鞋招摇过市的阿妹，都应该是经历了发达地区洗礼的，他们的思维、审美、生活习惯和人生追求都会有异于他们的父辈。20年后董王乡外在的变化虽然也不小，但我感到最大的变化还是观念上的，是在内心深处的。房子依然是那样的房子，可房子里的人变了。人的变化也不仅仅是外在的，是人们的观念变了。覃主席说以前上学不要钱，都有家庭不愿意孩子去读书，还要挨家挨户去动员，现在是交钱也要让孩子去上学，所以乡里这几年每年都有几个考上大学的。韦小龙的儿子韦王乔也和我说过，自己因为没有文化，打工就只能干些粗活，所以他一定要他的孩子去读书。
        第二天早上，我被女房东认了出来。她拿出两张照片，一张的我和他们家的合影，一张是我给她父亲拍的黑白照片。原来她家是住在过高村的，现在条件好了，就在乡政府旁边盖了新房，开了家旅店。她还拿出一个镜框，是用那张黑白照片扫描后又放大的，她特意指给我看，说父亲头上的棉帽太旧了，不好看，在放大前就做了修整。我理解她，这种对贫穷的决绝不是虚荣，而是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20年间，两次采访，我记录了董王乡的贫困和变化。虽然和我到过的许多农村相比，董王乡也还是落后的。我期望他们不仅仅是住上了新房，骑上了摩托车，拥有了手机——还应该有更加富裕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