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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男孩刘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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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20日 15:09
他出生在无声的世界里,却总是给别人带来开心的笑声;5个月大时,父母离婚抛下了他,但他却说自己拥有一个温暖的家。他常说:“只要心中有希望,幸福就在我们身边。” 湖北省宜昌市特殊教育学校初中一年级学生刘丹阳,生于1998年,父母都是聋哑人。爷爷奶奶靠微薄的退休金将刘丹阳抚养大,生活非常艰辛。 刘丹阳很小的时候就有自强意识。 2003年,他进入宜昌市特殊教育学校学习。语文课上,他认识了拼音,学会发声,从此他坚持用口语与人交流;数学课上他学会了算术,在家便常常帮奶奶记录生活开支;美术课上他学会了画画,便开始用图画来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描绘生活中的乐趣。每天画一幅人物线描写生,每周创作一幅主题绘画作品,成为刘丹阳的一个习惯。 刘丹阳的灿烂笑容,能给每个见到他的人留下深刻印象。刘丹阳的同学韩婷婷曾画过一幅画,名为《快乐的刘丹阳》。画中刘丹阳圆圆的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刘丹阳的老师屈峻说:“这个孩子总是给人很阳光的感觉,每天笑声不断,用自己的快乐感染着周围的人。” 刘丹阳爱看书。每周日下午,刘丹阳都会到离家不远的图书馆看书,直到图书馆关门才恋恋不舍地回家。去图书馆时,他总随身带着笔记本,边看边记。有时,刘丹阳还会在夜深人静时将脑海中的想像写下来,奶奶打扫房间时经常会发现一篇又一篇科幻小说。 汶川地震发生后,刘丹阳从电视上看到许多灾区小朋友失去了家园,他流着泪给灾区的同龄人写了一封信:“虽然你们失去了亲人、失去了家园、失去了学校,但你们一定要坚强,一定要勇敢,相信痛苦会过去,一切会变得更加美好。”他画了一幅画,连同信件一道,通过《中国少年报》转交给四川灾区的儿童。同时,他还将自己积攒了多年的零花钱捐献出来。屈峻告诉记者,捐钱那天,刘丹阳抱着一个大储蓄罐来到学校,罐子里都是一些1元、5角的硬币,一共200多元。 在班级里,刘丹阳年龄最小,但课间休息时,同学们总是喜欢听他讲各种奇闻轶事和课外知识。当刘丹阳看见有同学闹矛盾时,聪明的他就把几个同学拉到一块儿,给他们讲笑话,同学们都称他为“胖胖开心果”。 身材矮小的聋哑儿童史湘莹是刘丹阳绘画班的同学,每次水彩课上,刘丹阳总是早早地帮她提上一桶用来调颜料的水。和刘丹阳住得很近的同学杨闻咏平时比较害羞,每逢集体活动,刘丹阳就牵着他的手,鼓励他要勇敢,要多用口语跟身边的人交流。 刘丹阳还是宜昌市的环保志愿者,有着很强的节约和环保意识。他绘画用复印纸反面,铅笔短到手拿不住了,就套上旧钢笔筒接着用。环保还是刘丹阳喜欢的绘画主题。他的不少作品在全国各类少儿绘画比赛中获奖。 2008年6月10日,刘丹阳作为唯一的听力障碍儿童,和5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少年儿童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向中国共青团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致辞,无邪的笑容和一句“我很幸福”感动了在座的每一位代表。刘丹阳还曾被评为“全国十佳少先队员”,获得“全国五星雏鹰奖”。 刘丹阳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做一名对社会有用的画家。他说:“我希望能够用自己的力量帮助他人,为大家带来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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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1
巴西的桑巴女孩玛丽亚-路易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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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20日 15:09
巴西里约热内卢贫民窟满是尘土的小道上,玛丽亚路易莎身着粉色小裙,赤脚跳起桑巴。一时间,十几个孩子从四面八方跳出,在她周围快乐地扭腰移步。没有音乐,没有舞台,没有掌声,孩子们忘情起舞,长长的鼻涕顾不上擦,松开的纽扣顾不上系。 如同巴西国舞桑巴展现出的这无尽魅力,一个民族的文化精髓,在岁月的浸染历练中积淀,厚重,香醇。孩子们在汲取中体味学习的乐趣,感知文化的渊源,同时延续着自己民族文化的根脉…… 就像那群在里约贫民窟忘情欢舞的孩子,在中国、在阿根廷、在日本、在喀麦隆、在俄罗斯……同样有一群孩子,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传唱着自己民族文化的传承之歌。 “桑巴是一种节奏,一种激情,跳起桑巴,我就什么都不想了,我就是最快乐的人!”14岁的路易莎一提到桑巴就神采飞扬。 曼盖拉社区是里约的贫民窟,生活在此的路易莎来自桑巴世家,妈妈是她的启蒙老师。路易莎热爱舞蹈,她的“终极目标”就是苦练桑巴,有朝一日像两个姐姐一样在狂欢节大游行中成为“狂欢节女王”,并有机会去世界各地演出。 桑巴最早由非洲黑奴带入巴西,几经演变,成为巴西国舞。只要音乐响起,巴西人不管男女老幼都会情不自禁摇摆身体,沉醉其中,灵动的桑巴已经融入他们的血液。 路易莎家的墙上挂着姐姐们演出的照片,只要有人来做客,路易莎总会指给他们看。“我好想有一天能像她们一样,到时候人们就该欢呼‘玛丽亚路易莎’女王啦!” 不过路易莎也有自己的“小心事”,她是爸爸妈妈收养的。“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天出生,也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路易莎灿烂的面庞显出淡淡的忧伤,但很快又绽放笑靥。“爸爸妈妈和姐姐们对我都很好。最重要的是,家人教我学会了桑巴,这是我快乐和幸福的最大源泉!” 别看路易莎年纪不大,她已经7次参加狂欢节游行。很快,她会到社区的少儿桑巴学校集中训练,为明年2月的游行做准备。 路易莎现在不常看到两个姐姐,她们都在国外演出,还去过中国。在那个遥远而古老的国度里,有一个比她还小的男孩也在民族文化的宝库中汲取,品味,快乐着…… 他就是9岁男孩王吉胜。小吉胜是中国甘肃省永登县苦水镇苦水街村的一名小学生。他有一对其他小朋友都没有的“好伙伴”,只要踩在它们身上,身高1.4米的王吉胜一下子能“长”到3米多高。 这对“好伙伴”是两根长1.8米、拳头粗,用上好松木制成的一副高跷。苦水镇的高跷与别处不同,高度平均超过2.5米,最高的3.5米,高跷得名于苦水镇,叫做苦水高高跷,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王吉胜年纪小,踩的高跷也矮,他到20岁时才能踩着3米以上的高高跷表演。 站在高跷上,王吉胜走起“寸步”,小心翼翼保持身体平衡,但这掩盖不住他脸上得意的神色,“看别人都比我矮一截,周围的人和景也很清楚。” 最让王吉胜兴奋和骄傲的是他已经连续两年参加村里的“二月二”社火表演。为了练习,他每天踩着高跷绕村子一个来回,走3个多小时。“尽管腿疼脚麻,但我喜欢踩高跷。” 第一次参加表演时,苦水街村挤得水泄不通。王吉胜不免紧张起来,由于当时下雪路滑,高跷一不小心踩在一个坑里,他连人带跷往下跌。多亏在一边“保驾护航”的父亲眼疾手快,一把从后面把他提起来,但王吉胜还是膝盖碰到了地,磨掉了一层皮。连吓带疼,他感觉自己腿直抖。但一想到这么多人在看,他还是咬着牙坚持下来。完成表演后,王吉胜心里满是成就感,往后他练得更起劲了。 王吉胜练习高跷时的休息方式很是特别,练累了,他就找个墙头坐在上面。每当这时,小朋友们也爬上墙头和王吉胜一起坐着、笑着、闹着。 苦水高高跷给王吉胜带来了快乐。正如歌中所唱:“快乐其实也没有什么道理,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在文化传承中享受快乐,是孩子们的一大收获。但人们不能忘记,还有一些孩子在孤独中踯躅前进。他们在探索中领略到民族文化的精妙,在坚持中将民族文化的根脉延续…… 阿根廷12岁男孩恩索佩里诺第一次用班多钮在学校演奏时,在场者都惊呆了。与其他同学学习钢琴或吉他相比,佩里诺的爱好很“另类”。 作为阿根廷最年轻的班多钮乐手,这让佩里诺感觉既骄傲又孤独。 班多钮又称阿根廷手风琴,音色厚重缓慢,19世纪由德国人发明,后被欧洲水手带到阿根廷,逐渐和探戈艺术融为一体,被称为阿根廷探戈的灵魂。然而,随着探戈日渐时尚化,班多钮逐渐被其他乐器所替代。如今阿根廷的班多钮乐手已经越来越少,像佩里诺这样的小乐手更是屈指可数。 佩里诺的外祖父卡洛斯卢奇尼上世纪80年代曾组建过一支探戈乐队,名噪一时。佩里诺小时候经常听外祖父演奏班多钮。在外祖父两年前去世后,他突然提出要学这种乐器,让家人既兴奋又惊讶。“第一次看见佩里诺演奏班多钮,我们又感动又吃惊。他的动作和外祖父几乎完全一样,”佩里诺的家人说。母亲多莉更是流下了眼泪。多莉是名医生,她没有继承父亲的音乐,儿子弥补了她的缺憾。 “他正在传承着探戈艺术的灵魂,”佩里诺的老师、阿根廷探戈音乐家弗雷德斯说。佩里诺现在还不能完全理解这种传承的意义,他眼前浮现的只是外祖父的影子,“演奏班多钮能让我想起外祖父,我梦想将来能像他一样。” 佩里诺的故事让人动容。在世界各地,一些像他一样的孩子从好奇开始,为本民族的文化所吸引。尽管人数不多,但孩子们的热情重新点亮了古老文化的希望之光。 歌舞伎是日本国粹,形成于400多年前的江户时代,富有节奏感的台词、色彩鲜艳的化妆、精雕细琢的舞台形象共同构成了歌舞伎独特的魅力,2005年歌舞伎被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伴随着日本社会的现代化风潮,歌舞伎逐渐被年青一代淡忘和漠视。2007年年底,在歌舞伎最繁荣的日本京都也只剩200多名从业人员,1965年设立的“日本传统歌舞伎保存会”目前也只有187名会员。 家住日本东京丰岛区的10岁男孩龙太对歌舞伎的喜爱和痴迷让妈妈都不太理解。自从今年暑假参加了“日本传统歌舞伎保存会”的小学生歌舞伎体验教室,他简直像变了一个人。 “我想做歌舞伎演员,因为那太棒了!”龙太说。在体验教室里,龙太和79位小学生一起系统学习歌舞伎从服装道具到唱念做打的全部过程。现在的龙太经常在家里看歌舞伎DVD,有演出的时候就央求妈妈带他去看,现在已经能记住多个唱段了。“老师说,这(歌舞伎)是艺术,是有品位的。我也要练功的,踢腿、吊嗓子。朋友们很少有人会这个,他们都说我很帅!”龙太自豪地说。 你的 我的 大家的 黑色是非洲的代表色。在这块神秘的大陆上,一个黑皮肤的男孩正在用黑木创造着他的精神世界。在喀麦隆中学生让安巴看来,每个木雕都包含着本民族的传统和文化。 安巴13岁起开始做木雕,现在在姆巴尔马尤市一所手工艺学校进行专业学习。一个装着砍刀、磨石、刻刀的简单木盒,就是他的工具箱。安巴从小痴迷于木雕,“我看见木雕就挪不开步子。父母不同意,我就偷偷做。每找到一块好木头,我就用小刀刻啊划啊。” 一谈起木雕,生性腼腆的安巴马上变得滔滔不绝。他说,做木雕并非为了赚钱,而是想深入了解木雕的文化,掌握传统技艺,创作出有自己想法、有个性特色的真正的艺术品。 安巴的钻劲儿很受老师埃里克伊肯格欣赏。伊肯格也是从这所学校毕业,后在巴黎获艺术硕士学位。这段经历让伊肯格拓宽了视野,他说,做木雕不能只是简单地复制传统,否则木雕将只是游客的纪念品,历史的陈列品。只有将非洲木雕的艺术理念和表现形式与当代艺术接轨、融合,才能更好地让世界认识非洲木雕,也才能真正把古老的木雕艺术发扬光大。 安巴和他的老师正在努力将本民族的文化带进世界舞台,俄罗斯男孩克里姆已经有机会站在世界舞台上展示自己的民族精粹。他为此陶醉和自豪。 俄罗斯芭蕾享誉世界,更孕育出《天鹅湖》《睡美人》《胡桃夹子》等脍炙人口的经典芭蕾舞剧。来自莫斯科国立舞蹈学院的克里姆出身芭蕾舞世家,今年在罗马国际芭蕾舞大赛上荣获第一名。“赛后很多人都来祝贺我,拥抱我,说我继承了父母的芭蕾基因,同时在传承俄罗斯芭蕾的精髓。他们称赞我不愧是俄罗斯人才跳得这么好。我真的很高兴能代表我的祖国在国际大赛上拿奖,”克里姆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仍然异常激动。 莫斯科国立舞蹈学院副院长马伊奥罗夫教授说,芭蕾这一艺术形式已经深深融入了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很多俄罗斯幼儿园、小学都开设了芭蕾舞预科班,相信这些受到芭蕾艺术熏陶的孩子不管走到哪里,都会从心底产生对本民族的认同和对祖国的深切眷恋。 在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地球上,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一朵奇葩,人们只有珍惜、爱护、保护它们,娇嫩的花朵才会竞相盛开、争奇斗艳,世界文化之树才能枝繁叶茂、泽被后世。 在桑巴女孩路易莎心中,就有着这样一个共享精彩的心愿。 当路易莎得知中国有3.5米的高跷时感到分外惊讶和好奇。“如果有一天我能跳着桑巴舞和踩着高跷的中国小朋友同台演出,那该多有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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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少女艾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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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20日 15:09
艾莎今年13岁,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市的爱莎·杜兰尼女子学校读七年级,成绩优秀,在全年级排名第一。艾莎一家5口人,她排行老大,下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父亲是开明的知识分子,母亲受过小学文化教育,与其他阿富汗家庭不同,艾莎的父母都支持女孩受教育,乃至高等教育。 艾莎1996年出生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父亲阿卜杜尔曾是阿富汗“圣战组织”的一名文职教官,因不满极端压抑的塔利班政权统治,阿卜杜尔一家流亡至邻国巴基斯坦,艾莎在伊斯兰堡度过了7年和平,快乐的时光。 2003年,艾莎一家重返阿富汗,生活在首都喀布尔市西郊的一个新居民区内。对于喀布尔连年战争留下的满目疮痍和这个国家至今仍未平息的流血冲突,艾莎一开始难以习惯,也不理解父亲回国的选择。但在父亲的影响下,艾莎慢慢认同了“阿富汗是自己的祖国,阿富汗人与其他国家的人一样有权利享受和平的环境”这一概念。她决定努力学习,希望有朝一日能为改变祖国现状作出贡献。 艾莎发现一些住在乡下的亲戚因为当地医疗条件恶劣,生了病无法在当地医治,必须忍受长途颠簸到喀布尔来治病。在阿富汗的某些受社会习俗影响较深的地区,女性必须在男性亲属的陪同下才能去看病,如果医生是男性,多数家属不愿意让病人接受诊断和治疗。因此,爱莎希望自己长大后能成为一名医生,专门为那些受病痛折磨却因贫穷等社会原因无法就医的妇女们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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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2
澳大利亚环保少年乔丹-哈特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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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20日 15:09
今年11岁的少年乔丹·哈特曼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翩丽和爱森顿文法学校念5年级。他兴趣广泛,热爱体育和天文,但更热爱我们共同居住的这个星球,所以,他最热衷的一件事是积极参与环保事业。 记者来到墨尔本东区一条名叫做肖的小街上,乔丹·哈特曼就住在这条街上一栋两层楼的房子里。乔丹的母亲因为出国参加学术会议没在家,在他的家里我见到了乔丹的父亲和妹妹。 交谈中乔丹给我讲了他如何节省能源和水资源,如何变废为宝的事,比如说怎么把家里一部分垃圾变成肥料,用于家里后院助花草树木生长等等。 他的父亲达拉斯·哈特曼说,他本人受到儿子的感动,也积极加入到了自然环境保护的行列。 乔丹不但参与家庭环保,在学校里也是环保积极份子,积极参与种植树木等活动。 11月4日,我来到乔丹的学校采访时,他的老师麦克告诉我,乔丹是个好学上进的好学生,与同学的关系也很好,深受大家的喜爱。在聊天中我得知,乔丹还学了中文,并会下中国象棋。于是我在课后邀请乔丹与同学对弈,乔丹居然连赢两盘。下完棋后,同学走了,他还独自一人认真地把棋子棋盘收拾好,还给学校。 放学后,乔丹会在操场上与同学们一起打一会儿球。当我结束了采访与他告辞时,他向记者挥手道别,竟有一些依依不舍之情。 在整个采访和拍摄过程中,乔丹十分配合,既认真又自然。在与乔丹的两次接触中,我深深喜爱上这个热心环保、兴趣广泛、活泼天真的阳光男孩,并祝愿他顺利快乐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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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3
中国女孩和思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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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20日 15:09
有着弯弯的大眼睛,尖尖的下巴,齐齐的刘海儿遮住宽额头,1米65的高挑个子的14岁姑娘和思奇,就是凭借“地球小卫士”和“纳西文化传承”两项殊荣,获得第十二届“全国十佳少先队员”的纳西族“小金花”。 和思奇是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福慧学校初三的学生,从小学五年级就决心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当一名环保小卫士。 “由于人类的活动导致污染加重,全球气候变暖,玉龙雪山上的积雪一年比一年少了,黑龙潭公园的水也在变少。”和思奇略带忧郁地说。“如果有一天家乡‘家家门前流水清,户户庭边垂杨绿’的美景消失了,那是多么可怕啊!” 在周末和节假日,和思奇经常和好友骑自行车沿着雪山大道给游客和当地人宣传环保知识,相约到古城捡垃圾,坚持废电池回收利用,拒绝使用白色垃圾袋…… “有一次在古城捡垃圾时,我看到一名游客将手中的废纸随地乱扔。我当时就跑上前跟他讲道理,结果被骂了。不过我没有放弃,一直说服他最后将垃圾放进了桶里,别提多高兴了。”讲起当年的“英雄事迹”,和思奇一脸掩饰不住的骄傲。 和思奇出生在一个普通又温馨的家庭,她从小学习刻苦,敢于提问,善于质疑,每年成绩都名列前茅。除了经常参与环保活动,她的课外兴趣爱好也很广泛。 从4岁起,小思奇就开始学习舞蹈和器乐演奏。上中学后还迷上了练跆拳道,不到一年就摘取了全国大众跆拳道冠军赛竞技女子组第三名。 “我爷爷是一名老东巴(纳西族对智者的尊称),爸爸让我从小就要学会掌握纳西族语言和文化,不能忘了本民族的根。”小思奇说。 思奇经常去农村的外婆家玩,跟当地人学习地道纳西族语言。现在,她已能讲一口流利、正宗的纳西话。值得一提的是,思奇还努力学习纳西族传统的“东巴象形文字”,向纳西东巴乐师学习纳西古乐。她经常在周末、节假日带上一本东巴文字典在古城向过往游客宣传讲解东巴文化。 “站在玉龙雪山顶才能看得更高,顺着金沙江走下去才能走得更远”,和思奇在日记里写道。“希望明年能考上昆明的重点高中,实现心中的梦想——做一名对家乡对社会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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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0
俄罗斯男孩鲁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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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20日 15:09
新华网俄罗斯别斯兰市11月18日电 通讯:“妈妈,我不再害怕”——别斯兰恐怖事件幸存儿童鲁斯兰的故事 新华网记者高帆 娄琛 “奶奶,我放学回来啦!”金秋十月的午后,阳光明媚,鲁斯兰像往常一样自己走回家,打开门第一件事就是跑向迎出来的奶奶,紧紧地拥抱一下。扭过头来,忽然看到客厅里坐着的记者,“你好”,鲁斯兰腼腆地笑着和我们打招呼,露出一排戴着牙套的小白牙。 “他2006年刚从三亚疗养回来时会说好多中国话,还给我表演武术呢,”鲁斯兰奶奶站在客厅通向鲁斯兰房间的门口,温柔地看着小鲁斯兰把校服换下来,把课本从书包里拿到桌上,把铅笔削尖开始写作业,但就是没有上前去帮孩子做这些。 “我今年已经75岁了,说不定哪天我就走了,这孩子必须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 淡蓝色的眼睛、消瘦的脸颊、棕色短发,说起话来总带着孩子的调皮。谁能想到,就是这个12岁的孩子,5年前,第一天上学,竟经历了地狱般的3天,并永远失去了亲爱的妈妈和可爱的妹妹。 每年的9月1日是俄罗斯全国统一的秋季学期开学日。2004年的开学日,在俄罗斯南部北奥塞梯共和国别斯兰市第一学校,30多名恐怖分子手持AK-47步枪、腰缠炸药,劫持了正在那里参加新学期开学典礼的1100多名学生、教师和家长作为人质,要求立刻结束车臣战争。持续近3天的人质危机共造成333人死亡,其中包括186名儿童。 “那天是鲁斯兰第一天上学,这对我们来说是个节日。我和他妈妈带着鲁斯兰和他4岁的小妹妹丽达一起去学校,他爸爸因为有工作就没有去,”鲁斯兰奶奶从柜子里拿出珍藏的相册,翻到当天的照片给我们看。照片上,小鲁斯兰身穿特意订做的黑色小西服和白衬衫,手里捧着一大束鲜花,带着甜甜的笑容依偎在妈妈的身旁。 照片右下角鲜红的一组数字引起了记者的注意:“9时26分。”“是的,我给他们照完这张照片之后,我发现丽达的小太阳帽掉到地上了,于是就俯身去捡”,鲁斯兰奶奶深吸了一口气,“当我再抬头时,我看到很多全身黑衣的人向我们冲过来,他们拿着枪抵住我们的头……” 在接下来的52个小时里,恐怖分子将所有人质关进学校一个面积不足一个篮球场大的体育馆里,不给孩子们吃东西,不给水喝,也不允许上厕所。“很多孩子只能把尿撒在鞋里,然后喝掉……”鲁斯兰奶奶哽咽着说,“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到那里祭奠孩子的人都会将一瓶拧开的矿泉水放在地板上的缘故。” 奶奶让鲁斯兰带着记者来到离家不远的第一学校旧址。一走到体育馆,刚刚还蹦蹦跳跳的鲁斯兰忽然沉默了,小嘴紧紧地抿着,手里不停摆弄着刚从地上捡起的一块小石子。 人们保持了学校遭受恐怖袭击后的原样:千疮百孔,断壁残垣,密布的弹孔和烧焦的房梁让人仿佛看到爆炸引起的大火,仿佛置身特种部队和恐怖分子激烈交火的瞬间。墙上贴满了遇难孩子和家长的照片,所有的角落里都堆满了人们送来的鲜花和玩具。 鲁斯兰走进体育馆,径直走向场地中央的一块地方。“就是这,我当时就是在这里和妈妈一起,”鲁斯兰在那块在外人看来实在看不出有任何标记的地板上使劲跺起脚来。“我当时像青蛙一样趴在地上,妈妈不断亲吻我,还说他们很快会放我们出去。” “这是萨斯兰,我邻居,我们本来应该一个班的,”鲁斯兰看着墙上的一张照片说。接着他又走向窗边,指着窗台下的一个大窟窿对记者说:“看,我就是从这里跑出去的。他们引爆炸弹,这里就被炸出一个窟窿,我看到一个女的跑出去,我也就跟着跑了。后来我在医院见到了奶奶。” “5年了,鲁斯兰现在已经可以面对这个地方了,”鲁斯兰奶奶说,“事件刚结束时他被送到莫斯科的专业医院治疗,他的小姨陪着他,那时他每天都从噩梦中惊醒,左腿膝盖上的烧伤也疼得他难以忍受。” “好在有那么多好心的医生、护士寸步不离地照顾他。从莫斯科回来后我让他转学到第八学校,那里的心理老师也特别关心他,常到我们家来,”鲁斯兰奶奶用衣角擦了擦老花镜,戴上,认真地看着记者,说:“还有,真的感谢你们中国,邀请这些孩子到海边去疗养,他回来后跟我说‘中国可乐’,我想可能是指你们的中药吧,虽然不好喝,但是很有效。现在鲁斯兰还参加了一个跆拳道班,他将来想成为跆拳道世界冠军呢。” 夕阳下,鲁斯兰在满是鲜花的院子里和小伙伴们玩得很开心,奶奶站在阳台上向下张望着孙子:“9月初,5周年祭日的时候,他带着妈妈和妹妹最喜欢的花到‘天使之城’(埋葬别斯兰事件遇难者的专门墓地)去了,以前他都不敢去看妈妈的。孩子在妈妈墓前放飞了一个白气球,上面系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妈妈,我已不再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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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5
黎巴嫩女孩萨哈尔-卡尔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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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20日 15:09
午饭过后,12岁的黎巴嫩女孩萨哈尔·卡尔莫收拾好文具,披上最喜欢的粉红色绣花头巾,与卧病在床的父亲道别,兴高采烈地离开位于萨蒂拉难民营的家,前往难民营的青少年中心接受补习。这是萨哈尔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候。 青少年中心距离萨哈尔的家不远,仅有5分钟的路程。一路上,萨哈尔要穿过数条垃圾满地的狭窄巷道,跳过一个个因路面崎岖不平而形成的臭水坑,还要不时注意头的上方如蛛网般密布的电线,以防缠住头巾,偶尔还会遇到一些形迹可疑的人在路边摆弄枪械。路边的墙上,张贴着一些党派的宣传画,以及一些记录1983年3000多名难民在这里遭杀害的照片。 对此,她已经习以为常。 不同于普通学校,青少年中心给那些成绩较差的难民孩子提供免费补习,帮助他们提高成绩,但是因资源有限无法进行系统教学。被迫辍学后,青少年中心成了萨哈尔求知路上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结束补习,萨哈尔会到青少年中心的小型图书馆内安静地看她喜欢的童话故事和漫画书等读物。下午4点半一到,不管萨哈尔有多不情愿,她必须合上书本回家。因为她还有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操持一家六口人的晚饭。 萨哈尔是家中的长女,她还有3个妹妹。自从妹妹到了上小学的年纪后,家庭的经济负担愈发沉重。由于无力承担私人学校的高额学费,父母不得不让她辍学,在家做家务,照顾因受伤在家休养的父亲。 因为父亲是黎巴嫩人,母亲是巴勒斯坦难民,萨哈尔不能像难民营里的巴勒斯坦儿童一样,去联合国难民署办的学校接受免费教育。更糟糕的是,出生在难民营里的她没有出生证明、身份证等合法证件,所以也不能像黎巴嫩儿童那样上同样免费的公立学校。辍学成了家境贫寒的萨哈尔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尽管青少年中心为象萨哈尔这样的失学儿童提供了一定的学习机会,但这些对于好学的萨哈尔来说毕竟只是杯水车薪。萨哈尔一直恳求母亲让她返回学校,但母亲只能唉声叹气。看着身边的玩伴每天背着书包上学,萨哈尔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的梦想就是长大后当老师,让更多在难民营里的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萨哈尔说。小时候,她和同伴玩过家家的游戏时就总是扮演教师的角色。到青少年中心上课后,她还会辅导比自己小的孩子学习。 “现在我上不了学,以后就不能当老师了,我不知道以后还能做什么,”萨哈尔非常无奈地说。她总是遮着自己的手背,那里有小时候做家务时不小心被烫伤留下的疤痕。 萨哈尔虽然腼腆,不爱说话,但对新鲜事物总是充满好奇。在学校里,她最喜欢上的课是英语和自然科学。而图书馆里那些介绍世界各地风土人情的书也让这个从未走出贝鲁特的小女孩着迷。 “我真羡慕电影里那些到处旅行的孩子,可以到处走走看看。但妈妈说我没有身份证明,就不可能申办护照,更别提出去旅行了,”萨哈尔说。 据萨蒂拉难民营青少年中心主任阿布·穆贾哈德介绍,由于经济条件差、师资水平低,难民营里教育资源奇缺。 因此,67%的在黎巴勒斯坦难民学生不能完成高中学业。10岁以上的难民学生辍学率高达39%,是黎巴嫩学生辍学率的10倍。只有3%的学生能够进入大学,而且只是最普通的公立大学。 穆贾哈德的办公室里摆满了各种关于儿童权利的文件资料,他坦言自己也参加了很多有关改善难民儿童生活和教育条件的研讨会。尽管研讨会上“成果颇丰”,但这些儿童的状况却很难有真正的改变。 “儿童的权利不是在会议里解决的”,穆贾哈德说,“一块运动场地和一个关于改善儿童生活条件的会议,你觉得萨蒂拉的孩子们更需要哪一个?” 到难民营的青少年中心补习是萨哈尔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候,而追寻求学之梦是她心中的希望。 人们祝愿萨哈尔能早日接近她的梦想,无论追梦之路多么崎岖、多么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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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兰卡少女希莎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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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20日 15:09
希莎尼·赫瓦维塔拉纳住在斯里兰卡南部马特勒地区苏杜维勒一个名叫阿拉赫那的海啸重建村。 这个有25户人家居住的重建村距首都科伦坡约160公里,由斯洛伐克慈善组织“救难者协会”援建,红瓦红墙的房子在绿树掩映中散落在山坡上,走近看,希莎尼家的红砖墙上已经裂开了一道长约一丈、宽近三寸的大裂缝。 “向前看远胜于留恋过去。”父亲英迪拉帕拉在海啸后经常如此告诫希莎尼姊妹俩。 五年过去了,从灾难中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希莎尼和迪玛卡姐妹比别的孩子更能够体会这句话的分量。 2004年12月26日上午9时许,海啸呼啸而来时,当时13岁的希莎尼刚起床不久。她听到了不同寻常的巨大声浪,惊恐地跑向母亲玛里妮,母亲疑惧地告诉她,这是海水涌到陆地上来了。这时她父亲从门外沙滩上冲进来,朝她们大喊“快跑,快跑!”于是她们仓皇逃到了内陆的一个小山坡上。匆忙中一家人一度失散,所幸后来一一重聚,且没有人受重伤。 但是,巨型海浪将希莎尼及她祖母的房子打得稀烂,家产荡然无存。突如其来的变故让这个本属小康的家庭陷入完全的困顿。 由于吃住均成问题,也为了不让女儿看到更多的惨状,希莎尼的父亲把她们姐妹二人送到科伦坡的亲戚家里住了三个星期。三周后,希莎尼和迪玛卡返回马特勒,他们一家挤在父亲一个朋友提供的一间房屋里。 海啸之后,她们自小熟悉的大海成为最为恐怖的怪物,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们不敢去海边,不敢去沙滩。 希莎尼一直是一个成绩优异的学生。海啸卷走了她所有学习用品和书籍,那是她最珍爱的东西。每每想起这些,她就会流下泪来。父亲告诉她,比书本更珍贵的是生命,一旦境况好转,就会给她买新书。对当时只有7岁的妹妹迪玛卡来说,海啸几乎是不可原谅的,直到现在还让她愤怒——因为海啸夺去了被她视为最爱的小邻居卡瓦娅·库鲁库拉苏里亚的生命。卡瓦娅当时三岁半,是希莎尼姐妹最好的玩伴。 “要是卡瓦娅现在还活着,那有多好。”迪玛卡说。希莎尼的家庭相册里,至今还保留着姐妹二人跟卡瓦娅的一张合影,那是在卡瓦娅三岁生日时拍摄的——原照片早被海啸卷走,这一张,是上照相馆重新洗印的。 重返校园是姐妹俩恢复正常生活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步。 在学校,老师给她们提供了免费的书本和学习用具,并鼓励希莎尼姐妹和其他受海啸影响的孩子们说出他们的遭遇和恐惧。在跟同伴们游戏的过程中,海啸带来的恐惧与沮丧在慢慢消解,希莎尼目前正面临大学入学考试。 希莎尼从七年级就开始写诗。海啸后,她用写诗来让自己走出灾难的阴影。每次当她想到失去的书本,原来温馨的家,以及那些在海啸中失去的生命时,她就会把心里的疼痛和忧伤变成诗句,写在纸上。这样的宣泄,每次都会让她感到爱在生发,勇气在增长。 与姐姐希莎尼相比,妹妹迪玛卡更寡言。迪玛卡喜欢画画。她把对大海,对灾难的恐惧、愤怒、无奈,以及对卡瓦娅的思念,都转化成色彩与线条。她相信有另外一个世界存在,她相信在那个世界里,卡瓦娅能够看到她五颜六色的表达。 希莎尼和迪玛卡都参加了海啸后由斯里兰卡红十字会与美国红十字会联合举办的少儿绘画竞赛,在这次竞赛中,妹妹获得一等奖,姐姐获得三等奖。 而真正让姐妹俩忘掉海啸给她们自身带来的苦难,是从她们对别人付出爱和帮助开始的。 那一天,她们去看望卡瓦娅的母亲。她的情况比她们听到的还要糟糕得多:卡瓦娅的母亲精神恍惚,处于崩溃的边缘;她不停地哭泣,不停地责备自己没有抱住孩子——巨大的海浪将卡瓦娅从她臂弯里卷走,从此母女天人永隔。 这个1500人的小村里有三个海啸受难者,卡瓦娅和奶奶就是其中的两个。看到这一切,希莎尼和迪玛卡意识到,此时卡瓦娅的母亲更需要她们的帮助。于是她们决定每天都去陪伴卡瓦娅的母亲,帮她做家务,陪她说话。“灾难已经过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她们一遍遍地安慰着她。那一段相濡以沫的日子很长。 几个月后,希莎尼一家搬到了国际社会捐建的临时住房里。母亲开始制作干鱼出售,以贴补家用;父亲也在寻找工作——他们必须带着两个女儿,尽快从灾难中站起来。 2006年年初,他们搬进了现在居住的海啸重建村。最让两个女孩开心的事情,是卡瓦娅的母亲怀孕了——随后,一个男孩的诞生,让卡瓦娅的母亲走出了痛失爱女的阴影,也给希莎尼姐妹,尤其是迪玛卡的天空,抹上了一道温暖的亮色。海啸发生后的5年来,失去与得到、施舍与给予,以及身边生生死死的故事,让这对姐妹更深切地懂得了爱的含义。希莎尼说,她长大想当一个银行家,为国家摆脱贫困尽一己之力;迪玛卡则希望成为一名医生——这个热爱生命的小姑娘,以减轻别人的痛苦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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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干达男孩丹尼斯-奥帕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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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20日 15:09
夕阳西下,当14岁的乌干达男孩丹尼斯·奥帕卡光着脚一路从学校走回来,踏入家里的茅草屋时,阳光刚好通过门口直射在墙上,这也是屋内一天中光线最充足的时刻。这个茅草屋由一圈低矮的土墙围成,屋顶由干草铺盖而成。由于墙上无窗,门只有1米高,即使白天也很昏暗。 奥帕卡的学校离家大约5公里。问了妹妹饭还要多久才好,他转身来到屋外。“吃完饭趁天亮,我还得检查他们的作业。我们放在屋里的油灯前几天被人偷了,向邻居要的一根蜡烛昨晚也烧完了,所以必须抓紧时间,”他认真地说。虽然年纪很小,但因父母双亡,奥帕卡已经是“一家之长”了,语气中透着一股权威。 奥帕卡一家住在古卢城以东40多公里的阿朱卢村。古卢是乌干达北部的重镇之一,据首都坎帕拉约350公里,也是饱受二十年战乱之苦的重灾区。直到2006年,反政府武装“圣灵抵抗军”终于被政府军逐出乌干达,北部地区才逐渐趋于安全与平稳。 2005年,“圣灵军”最后一次肆虐古卢地区时,父母把奥帕卡藏在了一个亲戚家,弟妹由于年龄尚小,没有被叛军带走,但父母却惨遭杀害。埋葬了自己的父母后,年幼的奥帕卡就担负起照顾弟妹的重担。 虽然仅比弟弟大两岁,奥帕卡却不像弟妹那样内向害羞,在陌生人面前表现出一种超越年龄的成熟。 “我决定留在家里照顾他们。没有人能照顾他们,他们自己也照顾不了自己。”没有任何收入,兄妹三人只能在门前开荒,种上几片玉米和红薯,并不时依靠亲戚帮助和一些机构的救济度日。 每逢周末,奥帕卡就带着弟妹帮有需要的邻居整理土地,换取一些零钱,然后用来买肥皂、食盐、蜡烛、火柴等必需品。妹妹身上穿的黑色汗衫已旧得泛白,袖子上各有一道长十几厘米的破口;印着大朵向日葵的紫红裙子上也沾满尘土。 奥帕卡自己唯一的一身行头就是学校的校服:一条蓝色短裤与一件白色T恤,短裤已经磨破,T恤则明显大了两个号。由于兄妹三人都没有鞋,每人脚底都磨出了一层厚厚的茧子。 饭好了,豆子被盛在一个塑料盘里,几只红薯放在另一个盘子里,还剩了一些豆子是兄妹三人明天的早餐。 奥帕卡带着弟妹围坐在屋旁一棵小树下开始祷告,随后在一个小铝盆内依次洗手。妹妹掰了一小块红薯,用手攥了攥,伸进装豆子的盘里蘸了蘸,大口吃了起来。晚饭快要结束时,弟弟取来一个塑料杯,从水桶里倒了些凉水递给奥帕卡,他漱了漱口,吐在树下,然后递给妹妹。 趁着天边仍有一丝余晖,奥帕卡带着弟妹坐在屋前的混凝土地基上温习功课。一家援助机构许诺为他们捐助一座用水泥砖和铁皮屋顶构建的房子,现在地基已经完成。他们现在住的茅草屋是由一个儿童保护机构提供材料,他们自己动手建成的。 天很快黑了,兄妹三人返回屋里,点燃刚刚借来的一盏油灯。考试将近,他们这些天都要复习到很晚。奥帕卡最大的理想就是上完初中进技校,学一门手艺赚钱养家,今后让弟弟妹妹有机会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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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男孩陈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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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20日 15:09
2004年12月发生海啸前,陈健安的生活非常平静,父亲在外打工,母亲经营一个冷饮摊,外公经营一家五金店,家里还有外婆和弟弟妹妹。 海啸发生那天是星期日,按照习惯,一家人当天中午要一起去海边玩。但是早上发生了地震,全家人在大街上避难时,突然看到海水涌入了城市。巨浪将年仅8岁的陈健安与家人冲散。就在他即将被洪流吞没时,印尼土著妇女莉塔把他救了起来。当时孩子全身湿透,并且受到巨大惊吓,连续高烧无法说话。莉塔无法联系到陈健安的家人,只能带着他离开城市避难。陈健安在灾难发生后两天才退烧,恢复了说话的能力。 “我醒来后发现爸爸妈妈、外公外婆、弟弟妹妹都不见了,我很害怕,想哭。”陈健安回忆道。当时刚刚失去了一个儿子的莉塔把他紧紧搂在怀里说:“孩子,不要怕,万一找不到父母,我会收养你。”四天后,他恳求莉塔帮他找一副眼镜,方便他看书、学习。陈健安的家人在海啸后第8天找到了他,这时他已经恢复了正常。 陈健安认莉塔作了“干妈”。是她赋予小健安第二次生命,带着他站在街头寻找父母,照料他灾后的生活和学习。 与家人团聚之后,陈建安对干妈的亲情丝毫未减。“孩子说长大了攒够钱,要带我出国旅游,去麦加朝圣呢,”这名慈祥的穆斯林妇女一边说,一边笑着流出了眼泪。在之后的几年中,陈健安遇到地震还是会害怕地发抖,但平时却从不会做恶梦,而且学习非常努力,成绩很好。灾难是人生的教课书。灾难使陈健安更懂得爱与亲情。他有时放学后还会帮助母亲收摊子,过年过节时都会带着礼物去看望莉塔。 再发生地震时,他不由自主地浑身发抖,但心理上已不再颤栗:“以后碰到海啸,我会照顾好弟弟妹妹,再也不让家人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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