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贫困带

图/文 Stamlee

　　北京很近，他们散步到山顶，往前一脚就踏入北京；

　　北京很远，直到他们老去，也未曾进入过四九城。

　　若非亲眼所见，难以想象仅一山之隔的土地如此贫瘠。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这样的贫困还并非个案，而是连接成片的村、县。一般来说，靠近超级大都市的地方，经济都会比较繁荣，大都市的经济辐射总会首先带动周边。

　　北京西郊边界是灵山，那里有首都生态圈中保护最好的小龙门森林公园，登上最高峰，再跨一脚，就是河北涿鹿县。

　　原始的贫困

　　78岁的岳存宝老人和他的老伴就住在山脚下的董家庄村。那里的村庄是边片的小平房，有砖房，有土房；他俩住的那间屋子，有几块玻璃都破了，用塑料袋堵着；老太太刮了刮中午那点吃剩的锅底玉米面，就算是将就了一顿；喝水，得到外面去挑；在屋里翻了半天，也找不出一个像样的杯子给客人倒口水，老俩口有点尴尬。

　　他们每人每月可以领到50元的养老金。岳存宝说，身上基本没有现金，一年去领一次养老金，那1000多元，把上一年欠下的，去还一还，马上就没有了。老人唯一的一张存折，那是2008年的粮补款，73.99元，一个月后，就取出了70元，帐上余额3.99元 。岳老汉和老伴能有活余钱的唯一渠道是上山采点香菇，晒干后到路边卖，家中最值钱的电器是一台冰箱。两个儿子都以替人放羊为生，55岁的老大，买过一个云南女人做媳妇，那女人来之前也没想到，离北京这么近的村子，竟然和她老家一样穷，不到半年就跑了。老二，在磷矿上打工砸伤了腰，赔了点钱回家，再也干不了重活。

　　老人说，村里年轻人大多去北京打工谋生，剩下老弱病残出不去的还有20多口，生活的状况也都和他家差不多，养羊的人家情况会稍好些。

　　孤独的繁荣

　　早在2005年，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新闻发布会上，作为亚洲银行资助项目的调查报告，“环首都贫困带”的说法首次出现。

　　当时的调研报告显示：2005年，河北省共有32个贫困县，涉及272.6万贫困人口；这其中，被划入环首都贫困带的就有张家口（全部）、承德（全部）和保定（涞源、涞水县、易县）的25个贫困县，虽毗邻北京，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县均地方财政收入，却不足北京辖区周边县（区）的1/3、1/4和1/10。

　　2016年10月17日是我国正式定名后的第三个“扶贫日”。根据2014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网站最新公布的贫困县名单，我国目前贫困县的总数是592个，包含中部省份217县，西部省份375县，民族八省区232个。有贫困县的2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云南最多，73个；陕西和贵州紧随其后，均为50个。紧接着就是河北，39个。

　　一般来说，靠近超级大都市的地方，经济都会比较繁荣，大都市的经济辐射总会首先带动周边。国内如上海、广州，国外如伦敦、巴黎。但围绕着北京的河北诸县，肩负着为首都提供清洁水源和生态屏障的重任，重工业外迁导致财政收入和人均收入减少。

　　这39个贫困县，在地图上清晰呈现出一个新月状的图形。从北京东北方向的承德、正北方向的张家口，一直到西边的保定山区地带，国家级贫困县集中连片，众星拱月般围绕着北京。

　　11年后，经过中央、省级扶贫和生态补偿，这些贫困县仍多数处于甩掉“贫困”帽的焦急与尴尬之中。

　　脱贫路漫漫

　　与岳老汉同村的卞存海，今年57岁，目前是村里最年轻的男人，他养了100多只羊，每天起早贪黑，一年算下来，毛收入也就不到2万元，刚够夫妻俩吃喝。他们说最怕生病，一住院，就要借钱。就这样的境况，也已经算是村里日子过得最好的人家了。

　　畜牧业曾是环绕首都山区很多贫困村的支柱产业，占到这些家庭收入的一半以上，甚至是全部。然而，为了配合“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作为首都水源地和生态屏障，有关部门要求河北的一些地方，自2012年12月起，靠近首都的山区全部实行禁牧。

　　董家庄村2013年3月12日贴出了一张只有三条内容的禁牧通告：各村村民的羊只自行处理或者圈养；如不执行禁牧，将按《破坏生产经营罪》追责；如阻碍执法人员禁牧，将按《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理。

　　据《中国国家地理》2015年报道，贫困县之一的赤城县畜牧局统计，实行禁牧政策后，短短三四年时间，全县羊、牛存栏量分别减少了48万只、4.6万头，几个畜牧业为主的乡镇，居民收入明显下降。

　　禁牧后，留守的村民就只能靠地吃饭了。然而，不仅是禁牧，还有退耕还林。

　　整个“环首都贫困带”基本上都处于燕山、太行山地区，自然条件差——山区、寒冷、降雨少，连长绿化都难，更别说长庄稼。平均海拔1500米的山地，庄稼只长一季，只能种玉米和土豆——这是村里人主要的口粮。

　　“退耕还林后，能种的地就更少了。以赤城为例，该县原本耕地面积89万亩，由于近年来退耕还林近25万亩，真正能用于作物种植的面积只剩下50多万亩，人均耕地不足3亩。粮食基本靠天收，灾年只能靠救济。”

　　村民算了笔帐：一亩地一季只能收700斤玉米，刨去口粮，地里根本就不来钱。

　　被限制的不仅是放牧，还有被关停的矿山和高污染企业，比如化肥厂、造纸厂、水泥厂、预制板厂、纺织厂、金银矿……。当地官员说，这所有的措施，都是为了生态和环境，这个他们和村民也懂，也是为了子孙后代，他们也大力支持。

　　可村民们眼前的生计，如何解决？

　　禁牧后，村民只能舍饲养殖，有规模才有效益，投资大，普通人家根本养不起。村民说，退耕还林有补偿，但到底补偿多少钱？走访中没有村民能说清楚，只有一户村民说，“去年，拿到过100多元”。

　　林地里只能种果树或者核桃，村民说道：“今年的海棠果子，批发价才6毛”“绿皮核桃不到1块，还卖不出去，这又不能当粮食吃”。

　　事实上，由于进城谋生的农民受教育程度不高，大多只能打短工，他们很难真正融入城市。北京越来越强调城市人口规模控制，比如房价、出租屋治理、子女就学，这些其实都在变相驱逐着包括“环首都贫困带”在内的所有外地谋生者。

　　东灵山成立了旅游公司，村里的留守者看到了希望，他们牵着自家的马来到灵山山顶，以租马的方式，获取一点收入。陈家山就是其中的一员，每当有北京游客开着车来到山顶时，他会挤进人群一起围上去“抢生意”：“要不要骑马？一圈60块……”。虽然马多客少，但至少每个月他能多添800多元的收入。

　　每到周末，岳老汉常会去灵山走走。灵山开发旅游后，很多北京游客来登山，老汉喜欢有一句没一句地和人搭话，问问天安门，问问故宫，问问在那儿打工的年轻孩子们……老汉有个愿望：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应被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