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美孤儿（下）

　　图/文 韩萌

　　编辑 秦翼

　　“她的手，温暖的，紧紧地抓住我的心

　　阳光下，我留下眼泪，意识到，这是我生命的又一个开始

　　伸出手，擦干眼泪

　　模糊地看到，亲生的妈妈站在我面前，我爱她

　　哦，新的妈妈出现了，新的一天来了”

　　父母无法回答她的问题，Samantha Jada Bowers把思念和疑问在纸上喷薄而出。这是10岁的她两年前写给从未见过面的亲生母亲的诗。

　　那个冬夜，襁褓中的Sam从母亲温暖的怀抱被遗弃在冰冷的湖南长沙十字街头。这一切来得如此之快，她甚至来不及在脑海中留下那个女人的身影。当她长大后，身处万里之外的美利坚，父母是与她有着不同肤色的“大鼻子”。“我为什么会在这里，不在中国”、“为什么我被收养了”、“我为什么会有个大鼻子爸爸”……一个又一个问题像阳光下的肥皂泡，闪烁在与Sam有着相同被收养经历的孩子们心中。

　　来自美国国务院的海外收养数据显示，2014年美国海外收养儿童数量从2004年的23，000下降至6，441。其中，从中国收养的儿童数量从7，044下降到2013年的2，306。对一个希望收养中国健康孩子的美国家庭来说，2005年前，从申请收养到把孩子接到美国，需要一年至一年半的时间，现在则至少要等7至8年。即便如此，中国仍是美国海外收养儿童的最大输出国。

　　1991年，中国允许美国公民收养中国儿童。从1991年至2013年，美国收养的中国孩子数量是86258。其中，2003年至2007年收养数量最多，2005年为峰值，达到7903个。8万多个在中国出生的儿童，22年间在美国家庭中慢慢长大。

　　我是谁？为什么出现在这？孩子们内心的伤疤，到底有多疼，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人生的前两章是空白的

　　Sam是家里唯一的女儿。

　　家坐落在新泽西州一个安静的小镇，走过一段私人的小路才可以看到两层别墅，隐蔽地躲在一片树林中。Sam有一个单独的房间，爸爸把整个房间涂成了她最喜欢的绿色。房间里摆满了玩具，两只熊猫，还有一只比她还高的长颈鹿毛绒玩具。

　　“Sam从8岁起就经常问有关亲生父母的问题。”女主人Lynn把Sam来美国之前的所有资料保存在一个夹子里，和家里其他的重要文件放在一起。这些资料包括她在长沙当地媒体刊登的弃婴声明，福利院的成长报告，以及所有的收养证明。“如果有一天，她想回中国找亲生父母，我们会全力帮助她，但只靠这些资料找到她的亲生父母，几乎不可能。”

　　Lily也是从9岁起开始有很多问题的。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不在中国？中国有没有我的兄弟姐妹？为什么我被收养了？我到底在哪里出生的？我的爸爸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为什么会有个大鼻子爸爸？”

　　2002年，美国Larsons小镇夫妇 Bruce 和Alice 在广东省高州市福利院收养了Lily。当时，1岁大的Lily姓“潘”。孤儿院提供的资料上，Lily 出生于2001年1月18日。于是，Bruce和Alice 在每年1月18日给她过生日。去年，和Lily 来自同一个福利院的Juliette 给她做了电子相册，里面有孩子们在美国聚会、各地旅游的照片，包括马里兰、波士顿、芝加哥和中国。

　　Alice一直觉得1月18日不是Lily的真正出生日期，“Lily小时候很喜欢过生日，每年1月她会很开心，因为她可以收到很多生日礼物，但是，我会觉得有点难过，我并不知道这是不是她的真正的生日，她的亲生母亲也许也会在她真正的生日那天想念她。”

　　Bruce 和Alice 是宾夕法尼亚州一所大学的老师，他们竭尽所能向Lily解释她的问题。对他们来说，有关她出生的问题是最难回答的。就像Lily的真正出生日是哪天，他们并不知道。“这听上去很伤感。如果我们把被收养孩子的生命比作一本书，那么前两章是空白的。”

　　美国版的“孟母三迁”

　　Bruce 和Alice 搬过三次家。为了能找到Lily感觉更舒服的学校，他们从宾夕法尼亚州以白人为主的地方搬到了华盛顿DC附近。“特别喜欢这儿，更多元，班上30个同学，7个亚洲人，很容易和他们玩的好，我最好的朋友是亚洲人。以前班上就我一个亚洲人，挺郁闷的。还有一个原因是，这个学校比之前的好，爸妈希望我能取得更好的成绩，最好全是A。”

　　搬家的代价是Bruce和Alice 每天需要开车往返两个半小时上下班。

　　“你们很像中国古代著名的‘孟母三迁’的故事。”“哪里哪里。”Bruce刚学会的中文词汇说的有些蹩脚。华盛顿冬天的雪有时会有1米深。每个周末，一家三口到马里兰的中文学校，三口人在两个班学中文。中文课后，Bruce夫妇还要等一小时，Lily要上中国舞蹈课。班上大部分是不会说中文的被收养的中国孩子。

　　Lily到过纽约一次，便“深爱上法拉盛”。这是美国东北部，除了曼哈顿的唐人街，最大的中国人聚集社区。今年暑假，一家三口开车5个小时到纽约法拉盛吃火锅。Lily还找到了她爱吃的麻团。法拉盛主街的老式新华书店，除了散落在角落里几本英文故事书外，全是Lily 看不懂的中文书。她逛了一下午，把每个小的中国装饰品、挂件，手摸一遍。

　　“我和爸爸妈妈不一样，他们一直是都美国的；我不是，我的生命从在中国开始，感觉我有很多和中国相连，虽然我在这里长大，我现在更像美国人，但我觉得我是Chinese and American。”

　　“到底是中国人？美国人？是很多收养孩子面临的问题。”Bruce说。“他们要经过一段时间来确定自己属于哪里，但并不像放东西一样放进盒子里，这个盒子是中国人，那个盒子是美国人，他们需要自己定义自己，也许，她们在两者之间。”

　　难以确定的身份认同

　　21岁的Hannah，出生于1994年，在中国出生几天后被送进福利院，5个月后，被一对犹太夫妇收养，在纽约长大。初中前，她在犹太学校学习，是班上的唯一一个亚洲面孔的犹太人。“你是犹太人吗？一个中国来的女孩可以是犹太人吗？你是真的犹太人？”Hannah 因为这些问题经常哭，最终退学。“觉得尴尬、孤独，我和周围人完全不一样。”

　　后来，Hannah和另一个被收养的中国女孩在家里上学，女孩的妈妈教他们希伯来语和希伯来文化。直到现在，她也很难搞明白自己到底是哪里人，中国人？美国人？“我还有另一个身份，犹太人。与其问我是哪里人，还不如问我哪里我感觉更像家？“被问到这个问题时，她通常会回答：“我是在纽约长大的”。

　　“东南亚国家更像是我的家，人们友好，开朗，很容易交朋友。”她曾经两次到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旅游。两次的中国旅行，并没有让她对出生的城市有更多好感。她不会讲中文，旅游时翻译一起。“街上经常有人打量我们，为什么一个中国女孩，不会讲中文，要有翻译。”别人的眼光让她尴尬。

　　Ming出生于1990年2月，双脚内翻，被遗弃在宜良或昆明街头。

　　1994年11月，她被Weldon夫妇收养，在美国东北部的New Hampshire州长大。Ming 毕业后，2011年和2013年两次回到中国。2013年，昆明一所大学招聘英文老师。Ming投了简历，并有了面试的机会。一个面试官回复她：“英文是你的母语，你的英文水平无庸置疑，但是我们想找外国面孔的人教英文。”

　　她在日记里写下了有关在中国的经历，“在中国，我是个外国人，中国人的面孔，不会讲中文，我经常会觉得很孤独。”

　　对这个世界缺少信任感

　　Ming对她未知的过去充满了好奇。两次中国旅行时，她每天都花很多时间行走于宜良和昆明街头，寻找更多和她生命最开始相关的痕迹。

　　妈妈Margaret 说起Ming时，最好的记忆总是停留在收到收养机构寄来Ming照片的那一刻，“她是我们一直想要的样子：黑眼睛、卷发、开朗的笑容。”21年后，这段回忆让她眼含热泪。“我们不知道Ming4岁半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尤其是她很小的时候，被抛弃在街头，没有和周围的人，尤其是母亲建立起亲密的关系，缺少安全感，之后，很难和其他人有信任感，会觉得是和世界隔离的。”

　　当他们在昆明福利院里见到Ming的那一刻，“暴风雨开始了”。Ming见到我们第一眼时，开始哭，不想让我们抱。“哭得撕心裂肺，停不下来。”当时Ming 4岁半，她双腿的残疾还没有完全治愈。“无论如何，我们已经在暴风雨中开始新的生活。”

　　Ming经常因为小事和家人会争吵。有次，姐姐Hillary 约她到曼哈顿的一家中国人开的指甲店修指甲。Ming大发雷霆，觉得Hillary对中国女人有偏见，“为什么带我到中国女人开的美甲店？中国女人只会开美甲店吗？”“她对人敏感、易怒、急躁，对这个世界缺少信任感。”爸爸说。

　　Ming大学毕业时，家人召集了亲朋好友到家做客庆祝。晚餐时，Ming剩下些米饭，爸爸告诉她，把饭吃干净了，现在有很多人还在贫困中，吃不上饭。“Ming非常生气，告诉我不应该在这么多人面前说这个。她的反应让我在聚会中很尴尬。”几个月后，Ming搬出父母的家，租住在不远的朋友家。

　　“我们一直试图改变这种现状：尝试在家里一起阅读，聊聊最近发生了什么，或者干脆就在屋里做你想做的。可是，所有的努力都无济于事。”Margaret无奈，“我们只好和她保持些距离。”两个月前，她在西雅图开始了新的工作，爸爸给她留下字条，“希望在新的环境中，和同事们建立起新的信任关系，更包容些。”一周前，Ming被老板解雇，但她并没有告诉父母，“我担心他们会对我有什么看法。”

　　“幸运”背后看不见的伤疤

　　Sarah是Teresa和Michael夫妇的第四个孩子。他们有一个亲生的男孩后，收养了两个韩国孩子。2012年，Teresa在Facebook上看到了全身将近70%烧伤的Sarah照片，和求助信息。“她大小腿粘连在一起，不能走路，当时她只能趴在小板凳上，靠双手划着移动。”

　　Teresa和Michael决定收养她，她当时的名字是“邓悦悦”。

　　2013年6月，杭州的一家福利院，Teresa 和Michael 第一次见到Sarah。Sarah身上的伤疤比照片中好了很多，他们确信她一直在接受治疗。Teresa 夫妇站在电梯间门口，Sarah坐在轮椅被推出电梯，她静静的观察他们， 带着他们之前从美国寄给她的项链和衣服，感觉一切都是熟悉的。

　　Teresa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轮椅，推着Sarah到楼下办手续，Sarah叫了一声“妈妈”。她包糖给Teresa吃，但是始终没有喊爸爸，“可能在福利院很少有男士照顾过她。”两天后，他们一起在酒店游泳馆游泳时，Sarah紧紧抱着Michael，喊出了“爸爸”。“她并不能游泳，但是她很喜欢水。”Michael说。

　　“她特别信任我们，温和、平静；似乎能明白我们的到来，是她的生命的转折点，开始新的家庭生活。”Teresa一直确信，在Sarah出生后，亲生爸妈一定是很宠爱她，陪她一起玩，给她讲故事，也许是烧伤后没有能力治疗，才放弃她。“我始终觉得，她的父母一定还爱着她，惦记她。”

　　为了能有更多时间照顾 Sarah，Teresa 辞掉工作，她需要每个月两次从 Virginia 的家中开车5个多小时到Boston给Sarah做一次治疗，现在Sarah可以正常行走。由于之前长期不能走路，肌肉萎缩，两腿不能均匀用力，妈妈要在右脚的鞋里垫一块更厚的鞋垫。

　　今年夏天，Sarah第一次参加运动夏令营。她尝试着攀岩、游泳、打球、游戏。Sarah使劲克服腿部走路的不便，努力和别人一样，围着网球场，一个一个地把同学们训练时打散地网球捡起来，为了能一次拿得更多，几个球兜在裙子里，会不小心露出底裤；她和同学们一起攀岩，她每次只能登过三个石阶，掉下来再继续，再登，掉下来，继续。

　　“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说被收养的孩子是幸运的。其实，我们是幸运的，有机会作她的妈妈，照顾她，给她治疗。Sarah在她很小的时候经历了一场烧伤，被父母扔在街头，带着全身的伤，不能走路，她身上的伤疤在慢慢的好转，但是，心理的伤疤不知会留下多久。”Bruce和Alice夫妇愿意回答Lily所有关于她被收养的问题，但很少和Lily提起她是被遗弃的，“我们担心这会很伤害她。”

　　Lily不像其他的孩子，也很少问他们，“我的妈妈不要我了吗？她为什么不要我了？”在Lily刚上中学时，爸妈开车送她去学跳舞，她让爸妈把车停在离学校门口更远的地方，不想让同学们看到她和她的爸妈长的不一样；在超市里，她经常刻意和爸妈保持距离。

　　“这个伤疤是没有人看的到的，到底有多疼，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