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照堂：我的荒谬感一直都在

文|傅尔得

　　跟张照堂在台北东区的一家咖啡馆里对面而坐，不一会儿，他便接着点了一支烟，在一消而散的烟雾中，他说，“其实，我年轻时候的荒谬感，到现在，一直还在”。

　　这句话以一种平淡的语速和语气说出来，似乎稍不注意，便会跟着他吐出来的烟雾一起消散。但对听者来讲，却有着非同一般的份量。

　　张照堂刚过七十，但在我看来，他在二十岁时心中的那把小火苗，从来未灭，至今仍在持续燃烧。

　　作为台湾摄影界的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张照堂无疑在提升摄影在艺术和社会范围内的份量上，起了重要的作用。他用强烈的现代影像风格，奠定了“现代摄影”在台湾的开始。在1960年代的台湾，他把文学、剧场、诗性等概念注入了摄影，以强烈的现代风格，延展了摄影的生命力，颠覆了外界对摄影的看法。

　　2013年9月中旬，台北市美术馆用了整整一层楼的空间，给他做了大型的回顾展，展出了他从1959年开始，跨越50多年的创作。在这个以“岁月”为主题的展览中，张照堂视觉语言里特有的荒谬、疏离、剧场感，已如DNA般渗入到四百多幅作品的肌理中。

　　七十岁的张照堂，热血仍在。在访谈进行中，我越来越理解，他能在二十岁时拍出黄永松的背，是偶然中的必然。那张是他1962年拍的《新竹，五指山》，画面中倾斜在石头上的年轻裸背，没有头没有腿，只有一个健美丰实如雕像般的背，坚毅地伫立在天地之间。这张力量迸发的作品，是大学时代的张照堂，在内心苦闷和忧郁的持续发酵下的创作爆发点。

　　同一年，他拍了自己的剪影《板桥》：一个站立少年的无头躯体；1964年，他拉着朋友江建勋，在给江建勋的脸上贴了自己的照片后，拍下了《新莊》。

　　这些张照堂在1960年代的作品，带着强烈的荒谬感和剧场感，蕴育着一股颠覆性的力量，打破了当时台湾传统的沙龙和纪实摄影的局面，开创了台湾现代摄影的先河。

　　无头少年，忧郁的背，通往远方的路，被遮蔽、挤压的脸，都是1960年代常出现在张照堂作品里的视觉语言。我们可以从Edward Weston和Bill Brandt等西方摄影师的作品中，找到类似的视觉语言特征。但是，在最大公约数之外，我们却无法在他们的作品中，找到如张照堂那样表达个人以及时代的迷惘和忧郁。

　　就张照堂个人来讲，他青春时期的个人苦闷和忧郁，常被赋予了过多的政治意图。但解释起来，这一切又似乎顺理成章。当时的台湾社会，刚结束被日本的殖民统治不久，接着立马处于蒋介石的威权统治下。社会的集体目标，由“做好日本工业发展的后盾”，转而成为“准备反攻大陆”，台湾似乎逃脱不了跳板的命运。在白色恐怖的大环境中，张照堂富有荒诞感的作品，像是对时代现状的某种精神逆反，在有意无意间，契合了民众对集体目标无所适从的精神状态。但现实是，当时的张照堂，二十出头，并非急于要做社会的头脑和良心，他照片中所散发出来的刺痛感，其实大部分源于他自己。

　　“那个时候我对政治并没有特别的感觉，我的创作只是为了追寻个体生命的自由，不见得跟政治扯得上关系”。

　　事实上，大学时代的张照堂，大部分的压力来自于家庭。1943年，张照堂出生于台北县板桥镇的医生世家。因为在成功中学念高中时成绩一直优异而保送进台湾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张照堂，在进了大学之后，开始由勤学苦读的乖学生，变成忠实于自己的年轻人，而不再努力应付家里对他的要求和期待。跟所有中产阶级家庭一样，张照堂的父母期待他将来的工作不仅有保障，而且要符合中产阶级的身份。然而，个体意识在大学阶段的觉醒，使张照堂在自己喜欢的艺术和家长的期待之间，苦闷不已。

　　张照堂大学时代的朋友圈子，几乎都在台大校外。“我大学时真正谈得来的朋友不多，那时候我几乎都是跟校外的朋友比较谈得来，如黄永松等。我跟当时在社会文化面上有所表现的人比较有来往，比如写诗的，画画的，办杂志的。”。

　　大学时的张照堂，在校外的社交圈也很零散，并没有特定的社群，只是积极参加平常的文艺活动，如画展开幕，文艺研讨会，放映会等。即便如此，这个圈子对张照堂的心智成长却至关重要，“对我来讲，那个圈子的重要，不止是吸收营养，更是去欣赏、去寻找自己要的东西，这些是最重要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才可以选择你想要的，否则的话，还不知道怎么彷徨”。

　　彷徨是有条件的，它产生于思考自身的基础之上。张照堂在那个时代受到了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正在努力想要成为自己。“我在大学拍这些照片的时候，就是想要独立，想要跟人家不一样。没有那样的自觉，你怎么拍得出那样得东西来？”

　　年轻人是在彷徨中，在确定自己独立性的过程中，走向成熟的，张照堂就是在这种自觉中，试图摸索自己。

　　我无法从黄永松现在柔和泰然的姿态中推测他忧郁又昂扬的青春，正如我无法猜测张照堂的苦闷青春究竟如何一样。我更多看到的，是时过境迁之后，那个时代现今加诸在他们身上的反抗姿态。

　　黄永松曾在接受访问时，就《新竹，五指山》那张作品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时隔四十几年之后，它体现了我们在那个年代的“纯真”与“本质”，这已经不是我的背了，这是张照堂拍下来的背。

　　黄永松应该比其他人都更为理解创作那张照片时的张照堂，“纯真”是他在今天对当时创作动机和热情的阐释。

　　近期，张照堂在facebook上发表了这么一句话：1960年代，我们靠彼此折腾来消遣心中的不安。这简短的一句话，有力地阐释了他们的青春。

　　1960年代，美国展开了一系列的社会平权运动，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台湾的1960年代，文艺界在接受西方现代思想的同时，开始拥抱在苦涩中小心掩藏起来的时代热情，这股现代思潮汇聚在台北，在集体的氛围中开始抒发。我想知道张照堂对那个时代的理解，他用了“文艺复兴”这样重的字眼。

　　“每个国家、民族、地区、都会在发展的某一个阶段，出现一个类似于文艺复兴的阶段。这阶段有着特别茂盛的一面，可能会持续十年，但过了之后，可能就会萎缩一阵子。台湾在60年代比较特别，很多年轻的创作者先后聚集，有些人刚从海外回来，带了很多新观念，他们认真创作，办杂志，搞活动，汇集了一个热闹活泼的文化潮流。虽然说经济没那么好，资讯没那么发达，但反而会更纯粹地去做你想要的东西”。

　　存在主义弥漫开来的年代，人要成为自己，恢复人本显得格外重要。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们将雕像的对象从神大量转移到了凡人身上，而张照堂曾拍下的黄永松的背，也正如雕像般，进行着从伟大集体到个体的文艺复兴。张照堂也曾说，那是1960年代的背。

　　张照堂在1960年代的作品，以1965年的“现代摄影双人展”作为小结。他找了自己的摄影老师郑桑溪来跟他一起展览。作为台湾重要的纪实摄影家，郑桑溪为了配合张照堂的现代主题，找出了十几张具有“现代”意味的照片，这多少使得那个展览带有传承和继往开来的意味。

　　对张照堂的现代摄影展，当时台湾的摄影界和文艺界，反应不一。“评价称赞有，谩骂的也有，都登在报纸上，称赞我会觉得蛮高兴的，批评就一笑置之。我的东西跟那个时候摄影人的所想不太一样，在他们看来，显得不可理喻。他们对摄影的想法，就是反应社会的习俗，去记录。而我的摄影不是记录，是自己去想一个东西，把它拍下来，比较像是概念先行。称赞我的大部分都不是摄影家，而是写诗的，画画的等文艺界的人”。在作家黄春明看来，张照堂那时期的作品，是一种跨领域的创作，给了他一个充满想象的空间。

　　1974年，张照堂做了一个告别展，向年轻时灰色抑郁且不确定的方向告别。彼时，已从大学毕业，当完兵，且在电视台工作了好几年的张照堂，因为成长过程中的心境改变，在创作上也有所改变。如林怀民所说：张照堂的东西从来不想讨好。他一直在按照自己当下的现状来转换创作的方向。

　　摄影让他成名，但他很清楚，那无法让他应付生活。电视台的工作性质，让张照堂广泛地接触了台湾社会。在对社会现状有了亲身的体察后，现实的强大力量把他从之前单纯的精神世界中渐渐拉拔出来。

　　“大学出来去当兵，再到工作，这过程中跟社会、人接触，发现大学时的想像跟真正的生活经验是不一样的。如果已经过了那个年代，还守着那个年代，就未免太假了。那个时候，我就做了一个告别展，意思是向过去告别”。

　　张照堂的生活迈向了下一个阶段，而就展览主题来讲，那也是一个具有承接意味的展览，除了强烈的荒诞、疏离的剧场式创作外，还加入了“岁月”的主题。

　　“那个时候我的姑婆刚好也过世，我想用它跟姑婆告别，这是告别展的另外一个原因，别人不问我的话，我不会讲”。

　　岁月在张照堂当时的思考中，占了很大的成份，但这个阶段，他并未全而延续大学时代的苦闷和消极，而是逐渐将其转变成乐观的力量，“一个年纪很大的老人，脸上全是岁月的痕迹，但她看到你的时候，偶尔还可以笑，偶尔还能跟你简单地对答，你就会觉得，生命就是恩宠。经历过岁月的风霜后，还能活到那个样子，就是恩宠”。但即便如此，他照片中仍不乏荒谬感，那已然是张照堂的个人风格。

　　七十出头的张照堂，比任何时候都适合总结自己的人生哲学：“我从大学时，就认为要好好利用还可以呼吸的时候好好活，能做什么尽量做，因为你不晓得明天会怎么样”。说完的同时，他娴熟地又点上一根烟。

　　同样是影像语言，张照堂对纪录片和照片却有着自己的定位：“这两种是不同的东西，静照是抽离的，抽离成一种安静的黑白的东西。影片是介入的，它介入了声音、色彩以及现场环境。两者各有诉求，各有刺点、吸引力和凝聚力”。可见，对张照堂来讲，很难说纪录片和照片孰强孰弱。

　　1986年，张照堂做了一个重要的展览：“逆旅”。张照堂一般不太会去解释自己的照片，面对外界的称赞或批评，他都只说，“还是看照片吧”。但这并不代表他对心境不作解释。

　　关于“逆旅”，他说到，“那个阶段，我的心境就是“逆旅”，你迎着风在旅行，有一点咬牙切齿的感觉，当然，也没有那么严重，大概是逆走在风霜中的感觉”。

　　此时，生活的磨砺已经让他对社会的想法更为成熟和辩证，“我在外面拍照的时候，会碰到温情，也会碰到冷酷与荒凉。当把它们都拍下来的时候，两者就会同时呈现出来，温暖的东西里面会有荒谬的感觉在，反之亦然。当时的那个感觉，我把它拍下来，就是逆旅的心情”。

　　生活是剧场，张照堂随时都在场，他都在合适的角度，按下快门。从逆旅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即使张照堂一跃而跳进了火热的生活，对生活更为熟练，但是，他的荒谬感仍在。

　　张照堂一直跟年轻人在一起，到了七十岁亦然。从1997年起，张照堂便任教于台南艺术学院音像纪录研究所，并曾担任台南艺术大学音像媒体中心主任、音像艺术学院院长。他的性格似乎很容易跟学生打成一片，他的facebook很热闹。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有一个名字古怪的部落格：哆啦老师的又一天。

　　对于身边一直有年轻人的簇拥，他有自己的理解，“可能是因为我喜欢的东西比较多，如文学、音乐、绘画、电影等，如果他们跟我谈的只是摄影，就没有那么多交集”。

　　张照堂有着很好的人缘，这大概跟他乐于做一个桥梁不无关系。在他的部落格上，他会介绍很多境外的摄影师、艺术家等，也会把大陆的艺术家在部落格上花相当的长篇幅进行介绍。比如：杨延康、庄学本、吕楠、李樯、贺延光等。

　　林怀民曾说，“拿相机的人很多，坚持到最后的不多，张照堂从大学时代到今天头发白了，他的坚持以及在每一个阶段的突破和改变，对于我个人以及年轻的艺术家，都是重要的典范和启发”。

　　的确，直到今天，张照堂仍在拍照。他依然用“虚无”与“存在”，来对平日拍摄后贴在Facebook上的照片进行说明。

　　影像评论家郭力昕，在张照堂接受行政院文化奖的颁奖典礼上，发表了极为简短的发言，大意是：他是一个年轻人，比很多年轻人更年轻，希望他能继续嘲笑这个世界，在嘲笑的过程中，继续拥抱人的终极价值。

　　张照堂是年轻的，他心境中的荒谬感，虽形成于大学时期，但至今仍在。他比较早熟，这种早熟来自于圈子，看的书，还有家庭的压力，以及爱情的迷茫，这些糅合在一起的力量，磨炼了他的艺术敏锐力，使他善于攫取现实中的荒谬场景。在此后的人生中，他的荒谬感不断累积发酵，变得更为成熟和深厚，直至形成独特的个人风格。推向源头，这种风格的形成，发源于存在主义对一个少年的深刻影响。

　　我想，对于张照堂来讲，生活一直有其荒谬性，而认识自己、认识世界，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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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摄影世界》9月刊 栏目编辑|迦沐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