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的计生员老了

　　　　　　　　　　　　　　　　　　　　　　　　　　　　　　　　　　　　　　　　　　　　图/文 Stamlee

　　10月，正是云南大山里收洋芋的季节，刘山一个人挖地、搬运，再把洋芋送到收购站。洋芋是刘山一家的主要收入来源，可50多岁的他干起来非常吃力。刘山曾是昆明市计划生育先进个人，计生工作一干就是十年。当年，作为基层计生宣传员，刘山以身作则，生完两个女儿后就带着老婆去县里医院做了结扎手术。如今，他老了，身体不好，这时才想到当年能生个儿子就好了，山里需要壮劳力啊。

　　伍和强做计生员工作近30年，到老了靠领取低保生活。如今，当年的一个超生娃大学毕业当了村官，帮伍和强做了很多实事。说起过往，“那都干了些什么事哟……”，话题才开个头，老伍就低头不语了。

　　张卫国想了很久，才答应和我聊聊，只是要求：别上镜，别用真名。他说，他有顾虑。那么多年，村里人都慢慢淡忘了，他本也不想再提起，可又有一种莫名的委屈想诉说……“我们当年为计划生育工作奋斗，把青春献给党和人民，现在年纪大啦……”

　　2016年1月1日，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开始实施，明确全国统一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成为历史。

　　此前，2015年11月，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在回答媒体记者提问时，没有否认“百万计生人员”的说法。

　　据国家人口计生委公布的《国人口发〔2009〕5号》文件显示：“2005年年底统计显示，国家、省、地、县、乡级人口计生工作人员50.9万人，总编制数42.3万个。其中：行政编制人员12.2万个，事业编制30.1万个。另外，约120万名村级管理员(服务员)和600万名村(居)民小组长承担村级人口计生工作。”

　　在云南的大山里，我找到7位计划生育宣传员，他们从事计生岗位最短的10年，最长的已有30年以上。他们属于那120万名村级管理员(服务员)和600万名村(居)民小组长的序列，是属于领取补贴的“编外人员”。

　　如今，30多年过去，他们老了。他们扒过人家的房，牵过人家的牛，把怀着几个月胎儿的妇女推上过手术台。国家人口政策的变动，成为他们命运沉浮的一部分。现在，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任务，默默退出历史舞台，回归乡间，操持农活，艰难谋生，留下的是无尽的伤感、孤独和落寞。

刘山：当年能生个儿子就好了

　　现在，刘山和老伴两个人过日子。两个女儿先后嫁去了外地，只有过年时才会回家。他家的土坯房，处于一个山坡的拐角处。下了半个月的雨，山脚的路边已有些滑坡松动。市里的驻村扶贫干部已经第五次到他家，让他搬去村委会的房子暂住。

　　山上的洋芋地，离刘家有6里地远，光赶着牛车走到那里，都得1个多小时。

　　“一年的收入就指望着那片洋芋地了，这还得看行情，今年的产量高，价格又落下去了……估摸着，能卖到个3000块，就算很好了。”刘山说。

　　刘山年轻时，觉得就像计划生育国策提倡的：生儿生女都一样。他有的就是力气，下地、放牛、放羊、收割，一个人都能干。可现在他身体不好，干不动了。早两年，老伴还能帮把手，现在老伴身体也不行了。他现在常想，当年要是生个儿子该多好啊。

　　可是“当年”是回不去了。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云南省曾经连续多年没有完成人口计划。从1993年起，云南省才开始进入人口低速增长期。

　　1994年，在外打工的刘山回到村里。因为见过世面，他被乡里领导看中，选去做了计生宣传员。

　　在云南的大山里，人们受传统的“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观念影响比较大，有的人生了两个女儿就是还想再生一个儿子；如果谁家没有儿子，就会被村里人指指点点，说这家人缺德才会断子绝孙。

　　曾经，计划生育工作是硬指标。“宁添一座坟，不添一个人”，“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这样触目惊心的标语，就用白色或者红色涂料写在村里的墙上，七八个月的胎儿也会被引产。

　　计生员们经常先礼后兵，先劝当事人打掉孩子，劝说不管用就直接强制执行。哭天怆地、强拉撕扯的现象屡见不鲜。

　　云南是全国贫困县最多的省，根据政策，云南农村只有一个女孩的农民可以生育两个子女。处于计划生育工作“严打”期，只要有超生的，乡里就会组织所有的计生员成立临时“突击队”，去超生户家中罚款，没钱的，就拉牛牵马，如果牛也没有，马也没有，就直接搬屋里的家当、拆房。

　　刘山身材高大，所以，每次都会被选为队长，扛着铁锹冲在最前面。

　　“那时候没车，走山路去其他村里，得走四、五个小时。天不亮就出发，就为了去逮人。”

　　“那种现场不忍看，男的吼，女的哭，老人家要和我们拼命。”

　　“我们拆人家房子时，也还是会给他们留一间遮风挡雨的小棚。看着一家人，拖着几个孩子，抱着小婴儿住到牲畜圈里，和牛、羊、马挤到一起。”

　　“那时，矛盾也实在是太尖锐了。”有一次拆房经历，刘山至今想起来还是浑身冒冷汗。那天，他们赶到那家超生户时，那家已经人去房空。于是，几个人准备把一张屋中间的桌子搬走。刚抬起桌腿，几个人就感觉不对劲，下面有东西。刘山蹲下身一看，那下面竟然是一颗用玻璃瓶连着雷管的土炸弹。

　　这件事情发生一年后，刘山主动离开计生工作岗位。

　　如今，乡里针对贫困户的新房建设已经进入尾声。2018年春节后，刘山和老伴终于可以住上新房了。

张卫国：我们退下来后什么待遇也没有

　　如今57岁的张卫国从乡里的计生员岗位上退下来已经7年了。从20岁做计生宣传员开始到50岁，他整整干了三十年。三十年，从小张变成老张，张卫国从受人欢迎和尊敬的村医，变成了在村里走一圈，都没人和他打招呼的人。

　　1980年，张卫国刚从卫校毕业，回到村里，顺理成章成了赤脚医生。然而，很快，他就被村里的老支书叫去谈话，给他安排了一项更重要的工作，当计生宣传员。 于是，张卫国走村窜户时随身携带的那个带着红十字标志的医疗箱，多了四个字“优生优育”。

　　1994年，张卫国入了党。他本来1993年就可以入党的，但是因为他管辖的片区育龄妇女超生，他的入党被推迟了一年。那些年，计生工作施行“一票否决制”。各级党委政府在年终开总结会时，都是以计划生育为主要工作。就算是经济搞上去了，什么工作都搞好了，但一个村委会只要超生一个，相关领导干部就没有升迁机会。“一票否决，就这么回事。”张卫国说。

　　三十年里，张卫国和云南大山里的大多数计生员们一样，坚决执行党的计划生育政策。张卫国常拿着乡里的“保证不超生合同”跟村民家里签合同。谁家若是超生了，“罚取你的款，没有钱，拉取你的牛，拉你的马，做到上不封底，家破人不亡；限制你12点以前，把款交来，交来就可以把你的骡子、牛啊拉回去，超过12点，我们就处理，卖掉多少钱给你刨掉多少钱，就是那么干！”

　　为此，张卫国惹怒了乡亲们。

　　1985年的夏季，家里的口粮田全被人给踩平了。警察到村里调查了两天，没什么结果。乡里领导特意在全乡发布通告，表示要严罚作恶者。最后，这事也不了了之。之后的一年，张家买粮、借粮过了一整年。张卫国还为保卫自家的口粮地，与村里人明争暗斗了三十年。如今，每每到了口粮地快收成时，父亲、母亲和妻子每晚还要轮流到口粮地里去值守……

　　然而，被报复的事件并没有就此停止。

　　张家的鸡莫名其妙成批死亡；

　　张家的水田里突然多了很多碎玻璃；

　　张家的窗户，半夜被人扔石头打碎；

　　张卫国的儿子，在放学的路上被不认识的一群人，打得鼻青脸肿……

　　张卫国干计生工作三十年，每年，用他自己的话说，“一年苦到头300块钱都没有”， “我们干过基层计生宣传员的，要把自己内心的酸甜苦辣，一桩一桩摆，要摆三天三夜都摆不完，真的。”

　　张卫国后来当上村支书，每年有一万多元的生活补助。

　　他说，和其他村的老计生员比，他的状况算是最好的了。“老计生员在职时，天天被人骂，退下来后，也没人理他们……有时，我们也会想不通。当年的乡村教师的待遇后来解决了；乡村医生的待遇后来也解决了；可计生工作，这是当年重中之重的工作，他们干了10多年，20多年，甚至30年，退下来后，什么待遇也没有。”

伍和强和他的“轮回”

　　伍和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黑漆漆的小袋，再摊开一张白纸，开始自做卷烟，点上，“叭嗒！叭嗒！”地吸着。说起做计生员的那近30年，沉默半响，他突然捂着脸呜咽起来。

　　伍和强老了，靠领低保生活。这个低保名额是乡里为了照顾他的生活报上的。他的家远离村庄，房子位于两座大山之间的河谷里，是土砌的。早些年，为了取水方便，村民都住在离河近的地方。后来，大家都搬到山腰去了，那儿通了自来水，还有公路。

　　伍和强一直不愿意搬家，他说，一来，他自己没实力去另建房子；二来，他在村里得罪的人，实在太多了。原先大家住在一起时，他们都不和他来往。有些妇女见了他，还要往他身上吐口水。这么多年，他已经独来独往惯了。

　　村里的大人们都不让自家孩子和伍和强家娃娃在一起玩，说是这家人不吉利。伍和强儿子后来去县里念高中，也从来不敢和同学说自己爸爸是做计生工作的。

　　伍和强说，有些事啊，还真是说不清对和错；有些事还真是有轮回。

　　1990年，他去隔壁村里做“突击队”工作。一户人家超生，他们去罚款，没罚到，就把人一家赶到牲畜圈里，动手拆房，把人家牛拉走卖了……“可你知道嘛！当年超生的那个娃娃，前几年都大学毕业了，去年考上了大学生村官，现在就管着我们村呢……”

　　“那娃是个好娃啊！也不记仇，来我们家很多次了，劝我们搬到上面去住，最近又搞扶贫建房。年初时，我生病，他又来了，专门送我去医院。你说，当年，如果我早点发现他妈妈怀了超生娃，肯定拉去做人流。那现在还哪来这么个好娃娃啊。我心里过不去啊，连村委会，都没脸去呐！”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