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林：我所经历的北京文革

文|许林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21岁。

　　1966年5月31日，以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工作组入驻人民日报社，宣布总编辑吴冷西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夺了吴的权。当晚编辑部大楼里贴满了揭批吴的大字报，摄影组的一个党员也写了大字报，受感染，我开始写大字报。

　　6月1日，《人民日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发表；8月1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 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广播，文革战鼓正式擂响。13日，首都革命群众打着横幅，抬着毛主席像，呼喊着口号上街游行到中南海西门，拥护公报和开展文革的《十六条》。

　　当天，我拿着苏制卓尔基135相机上街拍照，看见在游行队伍中，还有许多举着彩旗喊口号的八九岁小学生。

　　从1966年8月18日—11月26日，毛主席先后八次检阅红卫兵1100多万。我拍摄了最后一次毛泽东乘敞篷汽车的检阅。8月18日，在天安门上毛对宋彬彬说：“要武嘛”。那天以后，红卫兵上街破四旧，抓人打人。

　　1966年8月，北京发生了许多“革命”的暴力的事件：北京市东城区三轮车夫集结到北京市委大楼前集体请愿，要求转业，不再为资产阶级小姐、太太服务了；北京二十八中（时改为东方红中学）红卫兵在前门街头宣读文革传单；北京工业学院北工革命造反宣传队在王府井人民日报社门前宣传造反有理；北京崇文区街头被贴上批判天主教的展览图片，大批群众围观。

　　红卫兵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为名随便抓人打人。8月底的一天下午，我与蒋铎老师一起到改名后的东风市场（原东安市场）拍照，看到几个穿着绿军装戴着红袖标的红卫兵，手持新的宽大军用皮带，扭着一个男子进到商场里，说是黑五类，用皮带抽打他，那人嘴里哼哼着什么听不清，只见红卫兵们狠劲抽打，那人疼得大呼小叫。见此情状，我和蒋铎没敢吭气。

　　那年8月，打死人的消息不断传来，北京充斥着恐怖。

　　同样是8月下旬，我还目睹过红卫兵在王府井大街上随意拦截他们看着像资产阶级小姐太太的烫发女人和头发自来卷的男人，把他们的头发强行剪成短发或剃成阴阳头。北京王府井大街“四联理发馆”被改名为“北京理发馆”，门前贴着“剪刀不留情专截牛仔裤，推子要革命去你阿飞头”的对联，横批是“兴无灭资”。

　　我第一次被指责为反革命是1966年。当年我是美术编辑，6月底接受任务为《人民日报》设计一个新的【社论】刊头，七一见报。8月下旬的一天，总编辑唐平铸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一帮红卫兵闯进报社不走，质问为什么这个刊头天安门城楼上没有毛主席像？要揪出反对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这把我吓了一大跳。想了想我说：见报刊头那样小，连城楼上两侧的两条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也只有个位置的空框，如果设计上毛主席像，能看见吗？

　　总编辑说：那你可不可以也设计一个毛主席像的框框在城楼中央？我说：恐怕不行。因为即使我设计了毛主席像的框框，框框里面也还是没有毛主席像啊！毛主席像在相框里面没有了，那罪过不更大啦？接着，我向他建议说：“老唐，您向红卫兵解释一下，您就说‘我们同你们一样热爱毛主席，忠于毛主席。我们这样设计，正是从对他老人家非常尊重的考虑，如果设计了毛主席像的框框，可是见报印刷的效果那样小，相框里又没有毛主席像，那不是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不敬吗？’”

　　唐平铸觉得我说得有道理，走出办公室会见红卫兵，就这么说了。红卫兵一听，觉得是那么回事，于是不揪“反革命”了，呼啦一下都走了。

　　我躲过了一劫。

　　1966年10月起，北京红卫兵纷纷组成“红卫兵长征宣传队”，到延安、井冈山、瑞金、遵义等革命老区去“点火”，开展文化大革命。他们都是先到天安门从广场宣誓，然后步行到各地。一支支“红卫兵长征队”手挥《毛主席语录》在天安门前宣誓，誓词最多印象最深的是：“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然后出发。

　　当年，得到《毛选》是莫大的喜事。1966年8月，北京市海淀区新华书店员工开着带有大红囍字的卡车，给郊区农民送《毛泽东选集》。来自内蒙古的少数民族红卫兵在北京新华书店里买到《毛泽东选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文革中人人要背诵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和毛语录，早请示晚汇报。1968年冬天我在房山人民日报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在总编室班，早晨起床后吃饭前集体排队在老乡屋子里举着毛语录本向毛主席像做早请示功课，晚上睡觉前同样集体举着语录本向毛主席像汇报一天的思想活动，斗私批修，不许隐瞒一点点活思想。跟我们一起请示汇报的，还有人民日报前总编辑李庄和后来成为副总编辑的陆超祺。那情景就像基督教徒饭前向主祷告似的，但气氛绝对严肃，而且每个人都站得笔直。因为大家心知肚明，谁要是稍微走神儿一准挨同志们的批判，谁要是不严肃或者埋怨，就有可能被革命群众打成现行反革命，我们班没人胆敢造次。

　　1968年初春，陈伯达再次来到人民日报，与姚文元走了编辑部几个部门，突然宣布对王金凤隔离审查，其理由是王金凤并不姓王，而姓蒋，怀疑她是蒋介石安插在党中央机关报的特务。从此，“自报公议，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人民日报拉开大幕。王金凤被关押审查多年，空军党委逼迫王的丈夫、抗美援朝英雄飞行员赵宝桐与王离婚另娶，一个好端端的家庭被强拆。这件事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我去干校劳动，就是因为夏天在自报公议会上，怀着对党无限忠诚的红心向组织交代家庭历史，没想到的是，我越坦诚反而越被比我大许多岁的同志们怀疑质问，可我哪里知道他们提出的种种问题，他们咄咄逼人的质询，让我越说不清楚父亲的历史，心里十分苦恼。恰巧人民日报要办农场（干校）急需要人，我立即报名，逃离了现场被审查的窘态。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1975年，全国学习毛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1976年，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被推上大学习、大字报、大批判的历史舞台，成为主力军。

　　1970年代是文革大字报大批判火热的年代，只要毛说的话都是对的，毛一挥手，全国一起跟着走。这不，1974年3 月，北京国棉三厂工人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写大字报批判孔孟之道，在厂区张贴大字报批判林彪。

　　1975年，毛让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对文革作一个决议，总的评价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邓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这惹怒了毛，毛决定批邓，在全国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年发生了四五运动。四五前夕，报社领导开编辑部大会，宣布全国出现一股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逆流，不让我们去天安门。我很听组织的话没去，这也是我很后悔的一件事，听话使我失去用相机记录四五运动的机会，这是摄影记者的失职！那年五一，北京照样举行了白天的游园会和晚上的天安门焰火晚会。当晚我们编辑了一版欢庆画刊，把天安门广场放烟花的照片安排在第三张，第一读者一位女编辑阅读时说，应该把天安门放烟花的照片放在首张。我说放在第三是经过全盘考虑的。她用四五天安门事件说事儿：“不行，太低了，天安门广场这样重要必须放首张。”我反驳说：“我们现在认为天安门是革命的象征，是世界革命的摇篮，但是在五六百年前，天安门是皇帝让修建的，是封建帝王的象征。”她立马儿指着我厉声喝道：“你反革命！”一场争吵不可避免了……我找总编辑鲁瑛评理。

　　鲁和稀泥平息了争吵，并且同意我们的版式设计。那是我第二次被人指责为反革命，第三次被人指责为反革命是在毛逝世的9月。那年月你稍不小心，随时都可能被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人与人之间被阶级斗争歪理彻底扭曲，没有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爱护，只有“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斗争哲学。文革凶险的红色恐怖，可见一斑。

　　虽然文革伊始中央就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但文革中许多地方武斗造成动乱，不仅学校停课闹革命，工厂农村也一度出现过停产闹革命，经济秩序紊乱，国民经济严重滞后。邓小平复出的1975年，提出治理整顿，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抓革命，促生产才真正有所实现。这当中我拍摄了一些厂矿企业生产活动的照片。

　　文革期间，我最喜欢的日子是节假日，尤其是五一、十一，可以戴上记者证到各大公园拍摄各团体和群众的游园联欢活动。那时的节目大多是民族歌舞、样板戏的折子戏，虽然单调，但毕竟给人们带来了暂时的轻松与欢笑。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那些日子，我除了工作时间，心里整日难过。新华社把我主编的三个版纪念周的画刊向全国发了通稿。9月毛主席逝世我也很悲痛，感觉周围的人们像是天塌了一样六神无主。我以图片编辑身份被从干校（第三次到干校）紧急调回参加毛逝世的新闻宣传，9月10日被新华社摄影部杜修贤借去三天，主编纪念毛逝世的七个版画刊，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尔后又参加了毛逝世大会的采访拍摄和报道，除了黑白照片，还拍了一卷柯达反转片。

栏目编辑|马俊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