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事变与中国最早的航拍

文|杨岳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清政府与英、法、德、美、日、俄、意、奥、比、西、荷等十一国同时宣战，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在洋枪洋炮进攻的同时，摄影作为记录的工具见证了这个事件，法国远征军的普雷森特上尉（Captain Plaisant）、卡梅尔上尉（Captain Calmel）和迪舍尔上尉（Captain Tissier）利用侦查部队的热气球在北京，天津两地进行了拍摄，留下了目前已知最早的中国的航拍影像，并在1902年出版了纪念画册《热气球下的中国》。这次现身2015年华辰影像春拍的十二帧原版航拍照片，粘贴于一本私人相册中，与相册中一百多张北京天津等地的建筑民俗照片一同为研究中国形象在西方视野中的改变提供了珍贵的视觉文本。

　　中国形象在西方视野中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形态,从早期的被神话的理想之邦转变成为停滞落后的衰败之国，这种相互矛盾的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式的转变与摄影术的发展、传播密不可分，摄影文化史学者玛丽·沃纳·玛利亚（Mary Warner Marien）谈到：“伊甸园式的自然景象已经被摄影处理改变了。”照相机伴随着西方世界的枪炮见证了这一转变。

　　在摄影术发明之前西方人一直沉浸于马可·波罗塑造的地大物博、城市繁荣、商贸发达、政治安定、交通便利、有炫目的财富和至高王权的世外天堂。荷兰旅行家纽霍夫在1665年游历中国后绘制了一系列版画，其中包括有举世闻名的《南京瓷塔》（详见2014华辰影像秋拍LOT1527），画面中瓷塔高耸入云，金碧辉煌，甚至被当作为世界的中心。也正是因为这种“无法掌控的幻想”使西方人体验到落后的缺憾，萌生了觉醒发展的愿望,对东方的想象和欲望一点一点地渗透到现实中来，促使他们对东方世界的探索与殖民。

　　1839年，摄影术发明，正值西方国家积极进行殖民扩张期间，摄影以提供视觉证据的方式担当了特殊角色。

　　这种真实的、直接的、毫不掩饰的方式，动摇了他们幻想中的神话之国,让他们开始重新审视与观看，例如费利斯·比托（Filice Beato）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的《被攻占后的大沽炮台》（详见2013华辰影像秋拍LOT1020），摄影师在拍摄之前进行了仔细的取景，使原本惨烈异常的战场残骸变得壮阔而美丽，画面右边的英国军官看起来更是轻松怡然，仿佛中国这个想象中的巨人被轻而易举的征服了一样。这种胜利者的轻松姿态不单单是对于战争结果的表现，更是对幻想之地的重新认识，正是这种认识加速了西方社会里中国形象的转变。随着殖民统治的深入与摄影术的传播，以人类学的方式，采用可视化的形式对不同的民族、地域、社会阶层进行分类和观看。

　　1868年，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来到中国，开始了长达四年的摄影记录。他在各地旅行，足迹从香港、广东，台湾、福建、到北京和上海，以及长城、长江流域和华中的中原地区。拍摄了大量反映普通中国人生活的场景，之后集结出版了其最重要的著作《中国与中国人影像》（详见2013华辰影像春拍LOT1111），从这本摄影集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人正逐步掌控视觉权利，通过殖民话语给中国的普通民众制造符号化的“刻板印象”，例如封建的裹脚，不同等级百姓的不同服饰等等。在这样的“观看”中，美好富饶的中国形象逐渐淡出，贫穷专制的中国形象逐渐进入了西方视野。

　　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中国时，恰逢照相机的中小型化和摄影术的逐渐普及，此时照相机已不仅仅是传教士、外交官、高级将领等中高阶级手中的记录工具，更多的下级士兵、平民作为殖民统治的实施者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了他们眼中的中国。

　　我们回到华辰影像2015春拍这本法国远征军的私人相册来看，十二帧航拍与其他几十张皇家园林照片构成了十分独特的叙事方式。他们先是闯入了中国的最高权力中心——紫禁城，用近乎贪婪的视角摄取着这个从没有外国人见过的画面：只有大臣才可以出入的宫殿、只有皇帝才可以欣赏的园林，连最私密的皇帝的寝宫也在低等士兵的眼中一览无余，之后他们爬上热气球，如上帝一般俯瞰着整个北京城，战火的洗礼使其变得冷清与残破，泱泱大国的威严已毫无踪迹，至高无上的皇权在殖民话语中荡然无存。这时西方已完全掌控了视觉权利，那种丑陋的、衰败的中国形象借助相纸上的银盐被显影，被放大，构成了西方对于东方的一种视觉占有与控制。

　　参考资料：

　　1、林茨、王瑞著《摄影艺术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2、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 著《东方主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3、郭傑偉、范德珍编著《丹青和影像: 早期中国摄影》，香港大学出版社，2012。

　　4、玛利亚著《摄影与摄影批评家—1839至1900年间的文化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

　　5、华辰影像拍卖图录，2006-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