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延安到开国大典

文/李蒙

　　编者按：徐肖冰原是西北影片公司摄影助理，1937年到延安，为毛泽东拍了大量照片。侯波是徐肖冰的妻子，1949年成为毛泽东的第一位专职摄影师，时间是从1949年9月到1961年3月。

　　侯波最初见到毛泽东是在延安时期，那时毛泽东经常到陕北公学、延安女子大学去讲课，侯波正在校学习，她在街头也能时常见到毛泽东。但第一次与毛泽东交谈是1949年4月，她随丈夫徐肖冰一起去的。徐肖冰在延安时期曾为毛泽东拍摄过不少照片，1949年春毛泽东进入北平后，又承担了为毛泽东拍照的工作。

　　那天，毛泽东与苏联特使科瓦廖夫谈完话后，徐肖冰夫妇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得知侯波是徐肖冰的妻子，是山西夏县人，马上说：“山西是个好地方，关云长就是山西夏县人，武艺高强，人又忠厚。”

　　毛泽东博闻强记，谈笑风生，很快就消除了侯波的紧张情绪。临别时，毛泽东提出与徐肖冰夫妇合影，两人一左一右站到毛泽东两侧，毛泽东却说：“这样站不行，女同志是半边天，要站中间。”

　　外出从简 在专列上休息和办公

　　10月1日开国大典那天，侯波拍下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照片。那天，徐肖冰也在天安门城楼上，扛着摄像机拍下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纪录片，还被侯波摄入镜头。

　　此后，侯波一直在中南海与毛泽东朝夕相处，见证了这位伟人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毛泽东生活非常简朴，衣服缝缝补补不肯换新的，就连火柴盒都很珍惜，火柴没有了，就让工作人员找些散火柴放进去接着用，这样的火柴盒有好几个。

　　他的一双拖鞋，在武汉时让工作人员拿出去修补，补鞋师傅一看说“这么烂了还补什么”，随手给扔了，毛泽东却硬让工作人员再去找回来，让补鞋师傅缝了一块麂皮上去，接着穿。

　　他住的“菊香书屋”里从来不摆一盆盆景，但他并非不爱花，每年都要到新街口刘挈园老先生家里去看老人培植的菊花，刘是日本留过学的花卉园艺专家。毛泽东曾对侯波等身边工作人员说：他不摆盆景，是担心上行下效，全党全国都摆起来，不得了。

　　五十年代毛泽东经常去外地视察，有的年份在外地的时间比在北京还多，毛泽东也很轻车简从。只要情况允许，他总是坚持在专列上休息和办公，不愿下车去打扰地方同志。毛泽东在外地住得时间最多的是杭州，开始在刘庄住，当地政府出于好意将刘庄简单装修了一下，也并不奢华，毛泽东知道后却很生气，再也不肯去刘庄住了，后来到杭州就一直住在汪庄。

　　在济南，当地政府特意给他修了别墅，毛泽东听说后坚决不去看。杨尚昆被邀请去看了看，回来告诉毛泽东，那里很好很不错，劝毛泽东去看看。毛泽东摇摇头说：“我不去。”终其一生，他也没去看过那座楼，更没有去住。

　　抗美援朝初期在床上工作

　　毛泽东是个工作狂。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有时甚至连续几天几夜不休息。有时被工作人员逼急了，就说：“我去睡觉你来干？这工作停得下来吗？”就是不肯休息。

　　抗美援朝初期的半个月，毛泽东就一直在床上办公，偶尔下下地，困了打个盹，几乎没有睡过觉，用他的话说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五十年代，侯波无数次跟随毛泽东外出视察，火车一停，当地负责人就会上专列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要找五级、六级干部到专列上来谈，一直找到最基层的干部。他也会走下专列视察工作，时间也排得非常满，不停地听汇报、视察、作指示，开会，很少有休息时间，以至于身边工作人员也一直紧张工作，但大家毫无怨言。

　　毛泽东有他自己的工作方法和风格。他喜欢做开创性的工作，工作局面一旦打开，就交给他信任的人，知人善任，用人不疑。如抗美援朝初期，对志愿军进入朝鲜后的作战方针和计划，毛泽东的指示是事无巨细的，来电必复，每天几十通，而等到取得了几次大的战役胜利、志愿军在朝鲜站住脚之后，毛泽东就将这一工作放手交给了彭德怀，对彭德怀充分信任。

　　后来的停战谈判也是如此，谈判刚开始时，毛泽东对谈判的指导达到了事无巨细的程度，包括谈判会议场所、对方代表团宿舍以及我方代表团宿舍的布置，各种用具、设备和食品的准备，甚至连我方代表到达谈判地点的具体时间、车辆挂什么旗这样的细节，都从国格和政治的角度一一明确指示，心思之缜密令人惊叹。而谈判局面一旦打开，他就将这项工作放手交给周恩来，主要精力投入到国内建设上。

　　在侯波眼里，毛泽东时时表现出激情和豪情。许多人曾提出将毛岸英的遗体运回国内安葬，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说：“人生处处有青山，何必马革裹尸还？千千万万的志愿军战士不是都安葬在朝鲜吗？”1958年，他曾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共产党员死在哪里就埋在哪里。我的儿子毛岸英死在了朝鲜，有人建议运回国安葬，我说不必了，死哪儿埋哪儿吧。”

　　“多好的人民啊，我们对不起人民”

　　毛泽东喜欢游泳，而身边工作人员总是担心他的安全，毛泽东则说：你们年轻人不要做温室里的花朵，要到大风大浪里去锻炼。有关他游泳的故事很多为中国人民耳熟能详。侯波印象深刻的是1958年毛泽东在南宁邕江游泳，当时水温不到15度，毛泽东却坚持要下水。身边的警卫员下水后冷得直哆嗦，毛泽东一出水就如临大赦，纷纷跑上岸。65岁的毛泽东却从容自若，气定神闲，光身子坐着晒太阳。当晚国民党飞机夜袭南宁，全城停电，毛泽东却坚持让警卫员点起蜡烛看楚辞，对国民党飞机不屑一顾，说：“我什么时候怕过他们？”

　　毛泽东与人民群众的感情很深，他总是希望能了解到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情况。1953年在河南开封柳园口大堤，他在一家面馆里被一位老农认出，警卫员急急忙忙地把他推上车走了。这位老农却让人到黄河里打了五十条两斤多重的黄河鲤鱼，连夜送到河南省委，死活让省委收下，让毛主席尝尝黄河鲤鱼。

　　1954年在北戴河，一位渔民没有认出他，两人攀谈得非常高兴，以至于毛泽东舍不得让老渔民走，把他船上的所有螃蟹都买了下来，让大家打了一次“牙祭”。那也是毛泽东在北戴河最愉快的一个夏天。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湖北接见晏桃香、官木生等劳模和农村基层干部，了解到“放卫星”造成的严重后果，叹息道：多好的人民啊，我们对不起人民。唐代诗人韦应物说，邑有流亡愧俸钱，我是国有流亡愧此生。

　　侯波记得，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南海的工作人员和全国人民一样，也吃树叶，把中南海的树叶都吃光了。当时有的警卫战士回家后把家乡人民吃的窝窝头带回来，有的很难吃，毛泽东也请大家一起尝尝，说“这是劳动人民吃的，不能忘本呢”。

　　跟随毛泽东12年，侯波也见证了人民群众对伟大领袖的热爱。“下不去的黄鹤楼，出不去的正阳春”，这样的经典故事大家都知道，而侯波还知道许多更为感人的细节。1958年在安徽合肥，毛泽东视察之后，当天晚上合肥的所有邮局直到深夜都关不了门，人民群众都涌到邮局去给外地的亲朋好友写信，有一个共同的内容是“今天我见到了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栏目编辑|马俊岩 实习生|文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