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CBD的老人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永安里是一片祁姓菜地，后统建为“周转房”，安置那些当年修建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等建筑时的拆迁居民和一些常驻建筑工人。建成后改名永安里，取永远安居乐业之意。在寸土寸金的北京，这个在二环与三环之间的老小区奇迹般存在着，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

永安里社区主要分为永安东里、永安西里、永安南里，共占地11.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9.3万平方米，其中住宅面积6.9万平方米，居住1232户人家。受60年代反浪费、降低住宅标准思潮的影响，这里的住宅大多窄小低薄，房屋采用水泥瓦，隔热和防水都比较差，屋内没通暖气。

永安东里在四周高楼大厦的映衬下愈发显得破旧和脏乱，逐渐沦为周边的白领们吃快餐的地方和打工者做生意的集散点。每到饭点，在附近上班的白领们都会来到这里选择各式各样的快餐，吃完饭后再匆忙赶回去上班。

永安里的居民中80%为老人，他们从皇城根搬到曾经的荒郊野外的祁家园，如今的永安里社区。半个多世纪后，他们亲历了中国社会变革与发展，或许又将从繁华似锦的CBD搬至它处，给60多年的记忆重新安个家。

申敬华今年92岁，老家在天津，解放前就来了北京，后来随老伴搬到了永安里，一住就是40年。申敬华的老伴去世的很早，又没有儿女陪伴，她一直靠自己生活。申敬华说，给老伴看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老伴去世时只留下8块钱。没有正式工作的她只有靠替人缝衣服维持生计。

年轻时，申敬华在机缘巧合下帮别人带孩子，一带就是30年。最让申敬华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叫娜娜的孩子。“娜娜来时生了病，在我这里照料，孩子很快好了。三年后，孩子母亲突然把娜娜接走了，之后就再也没回来。现在娜娜的照片还一直挂在床头。”申敬华说：“带孩子是个伤心的活。”

黄绥玉和顾品其今年都已经八十多岁了。据他们回忆，永安里的这个楼本来是临时搭建的，使用年限15年，让他们暂时居下等待安排，但他们一住就是快60年。

黄绥玉说，他们家最多时住了7口人，4个孩子加1个老人。夏天太热时，一家人就一起凑合着躺在一个风扇下吹风。现在想来当时条件虽然艰苦，但一家人之间也为更为亲密。

郭振华今年81岁，5年前他的老伴患了老年痴呆症。郭振华在老伴患病后常常自责，怪自己以前没能多陪她说说话，现在只能望着她，将一肚子往事独自回忆。面对患老年痴呆症的老伴，有时想说点什么却又不知从何开始。

年轻时郭振华是木匠，家里所有家具都是自己一手做的。郭振华说，自己瞧不上现在的新家具，做工都太不讲究，但自己从前做的东西陈旧了，孩子长大后就都给扔了，现在只剩下几个自己40年前做的木凳子。

丁秀兰今年80岁，有5个孩子，她在自建的平房内经营一家小卖铺，主要出售一些烟酒、饮料之类年轻人常会购买的东西。永安东里小区内，有很多这样住户自己搭建的小平房，有的是因为家里人口太多实在没地方住，有的是因为唐山大地震时为避难搭建，现在这些房子有的还住着人。

丁秀兰的丈夫在1984年去世，她独自抚养5个孩子长大。每次心情不好时，丁秀兰就会通过抽烟来释放情绪。丁秀兰说，这个烟灰缸已经陪伴了她40年。丁秀兰没有退休工资，靠经营商店和收取另一间平房的租金生活。丁秀兰说，只要自己还有一天能动，就多干一天，不给儿女添麻烦。

徐月萍今年78岁，有两个孩子，自己经营着一家叫“大妈”的面馆，卖自家做的炸酱面和饺子。徐月萍刚开始开面馆是因为丈夫得了肾衰竭，需要花钱治病，所以才想着做些小生意补贴家用，没想到这一开就是12年。现在徐月萍的丈夫已经过世了，徐月萍还在坚持经营这家小面馆。

徐月萍回忆说自己刚开始做面馆的时候，周围没那么多人，但最近三四年，每到饭点这里都变得人满为患。徐月萍说，自己每天中午能卖差不多40斤的面条，但毕竟是老了，希望以后能享享清福，带带儿孙。

田淑珍今年63岁，1975年时，她嫁到了这个只有25平米但住着11口人的殷德和家。现在老俩口每月加起来有七千元的退休工资。没事就一起打牌遛弯，田淑珍说只有贫穷过才知道什么是幸福，因为懂得了知足。

殷德和曾经在国营澡堂玉池干过20年搓澡师傅，蹬过三轮车。他喜欢把每天发生过的事情都记录下来，殷德和说，虽然自己很少会去翻看从前写的本子，但心里知道有这些记录，就会觉得心安。

殷德和每天早晚出门遛狗都会沿着建国门外大街走一圈。殷德和说附近的所有高楼都是自己看着建起来的，但他现在只希望遛狗的时候能多看见一些草坪。

殷德和和老伴平时没事常会一起开着电动车去一些五环外的新建小区看房，殷德和望着一栋远处的楼房说，虽然对生活了60多年的老房子有些许不舍，但还是希望能和老伴一起，在一个安静、宽敞的房子安度晚年。

全国有许多个“永安”，也有许多这样生活的老人。从贫困到繁华，他们用一生缔造了时代，见证了变迁。他们习惯了节俭，习惯了劳作，习惯了感恩，习惯了把最好的留给儿女。老人们一辈子追求安居乐业，也许他们终究要搬离生活大半辈子的土地，但老人的记忆是“永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