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知青

拍摄手记 王丹穗

　　身为一个90后，对“知青”这个词的印象，全来自影视剧和小说中。我隐约记得，从前看过一部叫做《孽债》的电视剧，讲的是几个被返城知青留在西双版纳的孩子，长大后结伴前往上海寻亲的故事。当时我很难理解，是什么让这些父母不顾一切地想逃离，哪怕以抛弃亲生骨肉为代价。

　　2016年，当我带着对西双版纳的想象，来到云南景洪市，采访依然留在这里的知青时，才感受到，由他们亲自讲述的这段历史，远比文学或影视作品更为复杂、震撼。这样的历史，不应该被遗忘。

　　我在西双版纳先后去了景洪农场、橄榄坝农场和东风农场，采访了7位留守知青。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足以写成一本书，篇幅所限，只能截取一些他们回忆的片段，来管窥那段在“战天斗地”中逝去的青春。

　　一、送别

　　1968年，颜文忠只有19岁。作为上海市第一批前往云南农垦的知青，他的心里除了即将远行的兴奋，更多的是忐忑。送别的站台挤满了哭声震天的家长，靠近车窗的位置几乎都让给了泣不成声的女孩，他们中年纪最小的只有十五六岁。颜文忠当时是负责他们学校知青的“队长”，他一直安慰大家，告诉大家不要怕，还会再回家的。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至七十年代末，一场长达二十七年，影响一千八百多万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遍及全国。由于西方的橡胶封锁，我国陆续从湖南等地调集青壮年，向云南原始森林挺进，开荒种植橡胶树。当时的云南农垦面向京津沪及部分省会城市宣传招生，招收知青下乡参与农垦。在他们的描绘中，西双版纳是一个“头顶香蕉，脚踩菠萝，摔了一跤拣到两把花生”的神奇土地。颜文忠被分配至云南景洪市橄榄坝农场，从上海出发，需要坐三天三夜的火车到昆明，再从昆明坐四天的公交车到景洪，然后沿澜沧江经2个小时的水路才能到达。

　　旅途中的疲惫，好不容易让大家暂时忘记了思念家人的悲伤，现实又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终于到达目的地后，映入眼帘的是两排简陋的茅草房和漫山遍野的原始森林。在之后的一个星期里，所有人都陷入了比思乡更为迫切的痛苦中。颜文忠第一次感受到，面对无情的大自然和无情的命运，自己是多么渺小。那时，每天晚上都会听到丛林中野兽的嚎叫，但更多的，还是女生宿舍里此起彼伏的哭泣声。多年之后，颜文忠才知道，那时同样睡不着觉的，还有远在万里之外的父母。

　　二、生活

　　施永青的父母都是上海的知识分子，她的母亲曾是中学校长，父亲则是老师，在文化大革命中，先后被下派至工厂接受劳动改造。1970年，18岁的施永青初中毕业，“阶级成分”不好的她并没有太多的选择，迷迷糊糊中，在学校的号召下前往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农垦。

　　作为一个城市里长大的孩子，施永青每天的早餐都是豆浆油条，虽然用钱要精打细算，但多多少少每天都能沾点小荤，一周还可以开次大荤，她一直以为，最苦的日子就是一个星期不吃荤。

　　施永青一直记得，他们第一天到达农场的时候，湖南的老工人们为了欢迎他们，特意杀了一头猪。当时很多知青闹情绪，并没有多吃，但在往后的日子里，他们才明白，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待遇了。知青们除了每月26元左右的工资以外，另有每人每月40斤大米的粮食补助，但是由于没有油水，吃再多的饭也还是容易饿。由于劳动力紧缺，食堂只有一个人来负责200人左右的饭食，最常吃的是茄子、南瓜、韭菜，经常一种菜一吃就是好几个星期，知青们经常开玩笑说自己每天吃的是“韭菜一汤”。由于缺少蔬菜，很多知青都由于缺乏维生素B1而腿脚发软，需要互相搀扶着走路。除了饮食上的匮乏，最难熬的就是西双版纳原始森林中的瘴气和连续半年的雨季。当时最怕的就是下雨，外面大雨，屋内小雨。施永青说，现在自己有风湿、骨节增生还有关节炎，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年轻时总是冒雨劳作，一天换三身衣服还是湿。施永青与丈夫的相识，也是由于她的双脚溃烂，走不动路，总去他所在的医院开药，慢慢因此相识了。1973年，对回城已经不抱希望的施永青结婚了。丈夫是医生，不用下田劳作，所以每天等施永青披着雨水回家，都有人为她烧好了热水。正是这一壶热水，让施永青看到了一丝生活下去的希望，她说，如果自己一个人生活，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

　　三、墓碑

　　1978年年底，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进入了第十个年头，全国下乡与支边的知青总数已高达2000万人。这时，距离文化大革命结束已近两年时间，国家的整体情况都在好转，唯独知青的生存状态未能改善，这引起了知青们的不满。1978年，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的上海女知青徐玲先在分娩时难产，生死关头，农场的医生却喝得大醉，最终导致母子双亡。噩耗很快传遍了农场，像一条被点燃的导火索，将知青们长期以来积累的怨恨引爆了。知青们的聚集，使这场悼念活动逐渐演变为针对知青普遍命运的反抗，于是，景洪市十二个分厂知青集结起来开始大罢工，云南知青团赴京请愿，最终争取到了中央批示。随即，知青“大返城”从云南蔓延至全国，上山下乡运动就此终结。据资料统计，1978年回城知青达到255万人，第二年则有395万人。其中，云南农垦系统的十万四千名知青，截至1985年，除2252人继续留在农垦系统外，其余全部返回了城市。现在的橄榄坝农场只有十几个仍旧留在农场里的知青，但已没有人能找到徐玲先母子的墓碑。

　　四、子女

　　知青返城，无疑是一件大好的消息，千万个家庭遥隔万里的骨肉终于可以团聚。对那些已经在边疆结婚、生子的知青来说，却面临痛苦的抉择。由于北京、上海、重庆等大城市不接受已婚知青的伴侣落户，与异地伴侣结婚的知青们，就不得不面对残酷的选择——一起留在云南、夫妻生活在不同城市，或是干脆离婚。对他们而言，无论哪一条路都意味着分离。

　　上海知青周月琴今年已经63岁。丈夫已经去世，儿子在北京工作，孤身一人的她，独自住在西双版纳景洪市大勐龙东风农场的国营养老院内。当年由于父母早逝，16岁的周月琴选择跟随“大部队”，来云南勐海县的黎明农场开荒。知青返城的前一年，周月琴与北京知青朱明昌相识结婚。1978年底，在返城知青离婚的热潮下，他们选择了一起留在云南。就在知青返城的前一年，周月琴与北京知青朱明昌相识结婚，由于政策限制，他们既无法一起回北京落户，也不能回上海。当时，大批知青为了甩脱“包袱”回城选择了离婚，而周月琴夫妇的选择是，一起留在云南。

　　1980年，上海、北京出台相关政策，只要有当地亲戚担保，知青的一位25岁以下的子女就可以返城落户。1992年，周月琴和丈夫商量后，决定送年仅11岁的儿子去北京落户，住在爷爷家。后来儿子进入北京首钢工作，现在被分配至唐山钢厂，每周最多回一次在北京的家。周月琴的医保在云南，去北京看病很贵，身体不好的她只能留在云南。她说，现在她们祖孙三辈，是三个人，三个家。孙子已经9岁了，自己还从没见过。

　　五、团聚

　　重庆知青柏宏富是一个很爱热闹的人，每次返城知青回到东风农场聚会，都是他跑前跑后地张罗。战友们都开玩笑叫他“重庆驻云南办事处”。1978年，知青返城时，柏宏富也随大部队回到了重庆。但他对分配的建筑工地上的工作不满意，又想到此时绝大多数知青返城，农场正是用人之际，自己正可以有所发展，再三思量下，柏宏富又回到了云南。在他决定回云南后，战友们都无法理解，甚至一起来骂他，希望他能改变心意。但柏宏富说他一直是一个理性的人，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1978年末，东风农场共有10813位知青返城，占总知青人数的98%。现在的柏宏富对慢节奏的退休生活很满意，平时没事就打牌唱歌，虽然有很多当地的朋友，柏宏富还是会时常想念那些留在重庆的知青战友，每次见面，他们总有说不尽的共同回忆。柏宏富说，他现在更像是一座桥梁，连接着那些已经返城了的知青，与这片他们付出10多年青春的土地。

　　云南东风农场的龙泉公墓，有75座知青的墓碑。他们中的一些很年轻，因为意外或疾病而离世。每每想起这些英年早逝的知青，柏宏富都感慨万分。知青们的家人都远在万里之外，所以每年清明节，柏宏富常会带着香火和祭品，来给他们扫扫墓。柏宏富希望，以后农场也能为他留下一块墓地，死后，他就同他们一起，永远葬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