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女人的毒化人生

文图|山旮

　　2013年12月1日是第26个世界艾滋病日，据《2011年中国艾滋病疫情估计》，截至2011年底，我国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预计在78万人，女性占28.6%。

　　云南个旧是全国艾滋感染者占当地人口数比例最高的十个城市之一。早在上世纪80年代，靠近云南南部边境的个旧市便开始受到毒品的侵扰，艾滋病在90年代中期紧跟而至。而个旧的资源枯竭也发生在这一时期，大量失去生计的产业工人成为毒品和疾病的主要受虐者。一些难以自拔的女性感染者以出卖身体为手段来换取毒资，致命的艾滋病毒经过她们的身体，悄然扩散开去。

　　既是吸毒者，又是性工作者。这群“双面”女人的经历就是一部“毒化人生”的悲剧。

　　“我都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

2013年10月底的一天，云南个旧的艾滋病感染者袁小花得知，她的又一个姐妹去世了。次日，她赶去火化场，送了姐妹最后一程。事后她听说，因为独自租住，这个姐妹死的时候身边无人，遗体也是几天之后才被发现——隔壁邻居听见她房里的小狗整日不停吠叫，不堪其扰报了警。

袁小花这几年来已经送走了50个姐妹，这些人无一例外，个个都是艾滋病感染者，同时也是吸毒者或性工作者。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毒品海洛因似瘟疫般席卷个旧。许多年轻人从踏上吸毒之路那天起，就与毒瘾、注射器和艾滋病有了交集。注射吸毒是吸毒者最常用的方法，毒瘾发作时，“毒友”之间共用注射器是常事，这导致艾滋病的传播难以遏制。

在个旧市美沙酮维持治疗中心，每天下午，都有一群人会准时出现。他们都是吸毒者，是来此服用美沙酮的。美沙酮是一种人工合成的鸦片类麻醉药品，作为毒品替代药物，受国家严格管制。让吸毒者口服美沙酮，是为了抑制他们对海洛因的渴求感，一定程度上减少共用注射器吸毒。

任小娟是该门诊的常客，每天都要来口服一次美沙酮。近20年的吸毒史加上艾滋病毒的侵袭，严重摧残着她的身体，42岁的她看起来更像是60多岁、病入膏肓的老人。她眼球发黄，眼窝深陷，皮肤呈暗灰色，嘴唇青紫。身高1.6米左右的她体重仅36公斤，走起路来一步一颤，时刻需要借助手中一把长长的雨伞当拐杖，以此支撑自己日渐凋零的人生。

“你问我这些事情，能给我多少钱？”任小娟大口大口地吸着别人递给她的烟，裸露的手背上满眼刺目的疮疤。那是皮肤反复溃烂又愈合后留下的痕迹。

几乎没人愿意理会任小娟了，包括她的家人。因为吸毒，她曾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偷出去变卖过；为了吸毒，她以30块钱的价码长期出售自己的身体。以贩养吸，她还蹲过6年监狱，出狱后一切照旧。这些事情她的家里人一清二楚，但始终无法阻止她。

而今，她有家不能归。尽管她的家就在个旧，离她租住的个旧工人村只有10分钟的车程。“自从我得了艾滋后，他们都不认我了。”

吸毒者服用一次美沙酮需要5-10元。但“毒友”说，就连这几块钱，任小娟也要靠“接客”才能获得。直到现在，任小娟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染上艾滋病的。“后来听说共用针具会感染，还有就是不戴套也会感染，这两种我都不知道干过多少回了。我都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可能一年吧？希望我死之前，还能见一次我妈。”

坐在个旧市湖边上，一阵微风吹来，瑟缩发抖的任小娟紧紧缩成一团，“不知道我死那天，家里人会不会理我。”任小娟已进入发病期。按照医学解释，在成为艾滋病人后，如没有抗病毒治疗，一般会在半年至两年内死亡。

　　出卖“残破之躯”换来17块钱买毒品

　　已经送走50名姐妹的袁小花知道，身边的任小娟可能真的活不了多久了。“她身上的各种并发症已经很明显了，已经不行了。”在袁小花记忆中，几乎所有的姐妹，在临死前，都没有家人陪伴。

　　对任小娟采访完毕的次日，袁小花告诉我们，她与任小娟聊天时得知，就在采访结束的当天晚上，任小娟竟以“残破之躯”换来17块钱，购买毒品。

　　42岁的袁小花吸毒多年，早些年做过“妈咪”，与一帮小姐十分熟络。在那些灯红酒绿的岁月里，这群女人都受了毒品的诱惑。有些是先吸毒后从事性工作，也有在从事性工作后开始吸毒的，绝大多数后来都成了艾滋病感染者。进入发病期后，又一个接一个离开人世。“也许再过几年你就见不到我们了，迟早的事。”袁小花说。

　　感染艾滋病后，袁小花曾加入某个家庭健康国际组织，经专业培训后，于2005年自组工作室，主要服务对象就是性工作者中的艾滋病感染者。根据该工作室的走访调查，在个旧从事性工作的女性当中，至少有70%以上同时存在吸毒现象。“我们称她们为双面人，意思就是既从事性工作又吸毒。”在这类人群中，存在着大量交换、共用注射器的情况。

　　袁小花说，很多因注射吸毒而感染艾滋病的人，并不是没有任何安全防范意识。“很多时候因为没钱买针具，或者是抱着侥幸心理。”有的人简单清理一下同伴用过的针具，然后给自己注射。但针具里残存的血液无法彻底清除掉，最终导致感染。“有些人认为用滚水清洗就能彻底清洁注射器，其实这是最低级的错误。”

　　注射器每支1元，为何不去买呢？袁小花解释，别看针具便宜，但对很多吸毒者来说，连这1元钱都舍不得花。吸毒早已让她们囊空如洗，但为了满足自己的毒瘾，吸毒者们宁愿把身上所有的钱全部用来购买毒品，也不愿去买新的注射器。“毒瘾来了，人还在乎什么？管它是不是会传染，只要能立刻过足毒瘾，什么都能抛到脑后。”

　　长年吸毒成瘾者，每天至少要注射3次毒品，至少花150元。这对于靠从事性交易来供应毒资的女性来说，压力不小。为了挣钱，这些女性只能去一些低档场所从事性工作，或直接在自己的出租房里接客。“一般都是10-30元的价格。你想想，她们一天仅为满足毒瘾就要150元，这需要接多少次客啊？”

　　所有的顾虑，在毒瘾面前都不值一提，高危性行为也不可避免。“一旦碰上客人主动要求不戴安全套的，你觉得她们会不答应客人的要求么？”在袁小花的走访中，不使用安全套的性交易在这类人群中非常普遍。

　　毒瘾满足后的感觉比“那事”不知强多少倍

　　在个旧城里，盛小妮原本是有家的，后来没了。“我们吸毒的，跟你们正常人是没办法在一起生活的，更别说得病以后了。”盛小妮刻意强调，“个旧城太小，就我们这样的，一旦得了艾滋，谁都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常年的注射吸毒，在盛小妮身上留下了隐隐约约的灰黑色针眼的痕迹，手上、胳膊上、腿上已经完全看不到血管了，“你看我的手，是不是红红的还带点肿？懂的人一看就知道我们是吸毒的。”

　　与丈夫离婚后，盛小妮曾在个旧城里做过几年小姐。后来因为熟人太多，也因为生意惨淡，2011年她去了红河州建水县，继续从事性工作，靠此满足吸毒所需。

　　2007年，盛小妮就被确诊为艾滋病感染者。作为“双面人”，她有多年的吸毒和性工作经历。“我自己觉得我的传染途径可能是在性方面吧。因为我的针具一般都是自己用。接客的时候，有时会遇到有些客人不愿用套子，我有什么办法？我需要钱。”盛小妮说，她从事性工作只是为了筹集自己的毒资。“有人还以为我们愿意做这事，可对我们来说，毒瘾满足之后的感觉，比‘那事’不知要强多少倍。”

　　还在个旧时，盛小妮买毒品的开销每月高达上万元。“老公挣的钱都被我买毒品了，还是不够，就偷。家里值钱的东西都被我偷出来卖掉了。”有段时间，因为没钱买毒品，盛小妮就背着丈夫在外接客。遇到身上实在没钱时，她会为几毛钱的菜讨价还价，唯独买毒品不讲价，对方要多少就给多少，而且想方设法也要凑够毒资。

　　与丈夫离婚后，盛小妮无处可去，亲戚朋友纷纷避而远之。“真的就是无家可归。可到那时还是在想，怎么能搞点毒品来。”

　　得知自己感染艾滋病后，盛小妮突然觉得一下子什么都不在乎了。“以前可能还要点脸面，出来坐台的时候遇到熟人，还想着避避嫌。现在没必要了。我还能活多久呢……”

　　自从在建水重操旧业后，盛小妮发现还真有人不怕死。“我现在已经有这病了，告诉客人要注意安全，但有些人还是不愿意戴套。没办法，他为了满足性欲，我为了挣钱吸毒。既然他都不怕，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盛小妮每天早、中、晚都要注射一次毒品，每天购买毒品要200元左右。她做“生意”的钱基本都用在了这上面。她说，在建水，她的服务对象大部分是外地来打工的壮年男人，偶尔也会有些上年纪的本地老头来“光顾”她。

　　分崩离析的“双面人”家庭

　　梅小凤和盛小妮是多年的朋友，两人都是“双面人”，因感染艾滋病，都与丈夫离了婚。不同的是，梅小凤有一个正读小学五年级的儿子。

　　离婚后，梅小凤带着孩子住进七旬老母17平米的出租房，一住就是10多年。这些年，靠着母亲微薄的退休金，祖孙三人勉强维生。老母亲一提起女儿，就捂着胸口：“心疼啊！她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怎么能不心疼？”

　　穿着黑衣黑裤黑皮靴的梅小凤依旧保持着姣好的体态，脸部轮廓还依稀能看见年轻时的倩影。身高近1.7米的她蹲坐在母亲身边的小板凳上，时而捂住面颊，露出枯树枝一样的双手，不言不语。袁小花曾告诉我们，为满足毒瘾，梅小凤还会时不时地出去接客。

　　因为已到艾滋病发病期，40多岁的梅小凤体质很差。吃不下，睡不着，浑身无力，家里的体力活全靠老母亲一个人。和面色红润的母亲相比，梅小凤的面庞发黑，说起话来瓮声瓮气。“她下面的牙都掉光了，耳朵也不怎么好了。”老母亲叹了口气，“我70多岁了，牙都还在，听力也好。你看她现在，你知道她以前是学唱歌的吗？都成什么样了！”

　　15岁初中毕业后，梅小凤顶替去世的父亲去工厂上班。20岁那年，她突然向母亲提出要去戒毒。那时，母亲才知道女儿已经沾上了毒瘾。此后十多年里，母亲带着女儿到处戒毒，“北京、广东、浙江、上海，能跑的地方都跑遍了，花光了积蓄，还是没能把毒戒掉。”老母亲说，“很多人狠狠心，就放弃自己的子女了。那些跟我女儿同一批吸毒的，现在基本都不在了。”在她住的老小区里，年轻人沾染毒品曾经是很普遍的事情，“好几个邻居家里的孩子都是这样的。下场都不好。死了好多了。”

　　为了女儿和外孙，连续10多年来，每到月底那几天，老人总要设法四处借钱。待下个月的退休金发下来时，她又拿着钱一一还给别人。“只要有我吃的，绝对就有他们娘俩一口吃的。”老人说话时，小外孙安静地坐在离母亲不远的地方，痴痴望着正在吸烟的母亲。窄小的屋子里只有一张床和一个老式沙发，每到夜晚，孩子只能将就着睡在那个嘎吱作响的小沙发上。

　　女儿得病的情况老母亲心里很清楚，她也知道，女儿可能活不了太久了。“我就是希望我女儿能多活几年，希望我自己能活到80岁，看到孙子自立的那天。”

　　说话间，老人从抽屉里摸出一只铁盒打开，像打开尘封的记忆。在那张拍摄日期显示为1995年的照片上，身材高挑的梅小凤，一头乌黑长发，朱唇轻启，对着镜头嫣然微笑。

　　（文中人物名字均为化名）

栏目编辑|王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