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万智今年78岁，是常德日军细菌战受害者遗属。1941年11月4日，侵华日军731部队在常德投下36公斤携带鼠疫细菌的跳蚤，引发了长达两年，流传四年的细菌战，数万人染病，7643人丧生。77年过去了，幸存者及遗属仍在坚持控诉，要得是日本政府一个真正的道歉，虽然只剩下18人。
细菌战幸存者
摄影 | 朱嘉磊 编辑 | 米杜 新浪图片出品
细菌战幸存者
文／朱嘉磊 编辑／方莉
一座城，揭开隐瞒半个多世纪的真相
1996年的一天，一批日本反战人士来到湖南常德调查细菌战受害情况，徐万智才知道在1941-1943年间，自己的5位亲人原来是死于日军飞机投放下的36公斤的细菌武器。
随后，有着同样家庭遭遇的张礼忠、易孝信和徐万智一起，加入了细菌战调查委员会，成为了一名志愿者。他们每日骑行数十公里，走访下乡搜集常德细菌战的证据。随着一个个真实的案例被记录，被日本政府隐瞒了半个多世纪的真相也逐渐被揭开，一次阴谋的空投与当年的常德城浮现于细菌战遇难者遗属的记忆之上：
1941年11月4日，天色刚刚破晓，一架日军轰炸机出现在常德县城上空，全城随即发出尖锐的空袭警报，民众慌忙从各自的房屋内跑出，向码头、七里桥等城边转移。这架日军飞机没有像往常一样投掷炸弹，而是在县城上空不停低空盘旋，之后沿着中心法院街、关庙街、鸡鹅巷、水府庙以及远郊的石门桥、镇德桥一路投下了麦谷、高粱、破棉絮、烂布条以及诸多不明颗粒的杂物。
上午7时许，这架日军轰炸机飞离常德上空，空袭警报解除，重新回到城里的人们由惊恐转为惊异，而后互道相安无事，但殊不知一场鼠疫正悄悄地向他们袭来。就在这天后，常德有成千上万人开始接连 “莫名”死去。
翌日，常德广德医院副院长谭学华召开紧急会议，称本院医师和红十字会人员，从日本飞机空投的一包杂物中化验发现有类似鼠疫病菌的细菌，这种鼠疫细菌是传染速度最快、死人最快的病疫。这时的常德境内已经开始出现大量的死老鼠，几日后，谭学华与县政府将化验结果报告省政府，省政府上报重庆中央政府，但因谭学华所在的广德医院没有收到一例患有鼠疫病菌的病人，这份电报没有得到重庆政府的重视。
其实在当时的常德城内，已经有居民因鼠疫细菌突发高烧死亡，但大多数死者家属缺乏必要的防疫知识，鼠疫更是之前没有听过的词汇，很多家庭会认为是患病而死，由于这种疏忽，错过了这场鼠疫的最佳防御期，也给之后一户户家庭带来了灾难。
随着更多大量染疫死老鼠被发现，常德城内有近600人也随着死去，死亡的阴影开始笼罩着整个常德城。而远离城市的许多乡村因信息传播闭塞，很多因鼠疫细菌而死的人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患了什么病，更不知道自己是日军细菌战的受害者。当时有很多进出常德的城外住户，无意中又将鼠疫病菌带了出去，这场鼠疫也因此渐渐扩散。1942年春天，引发长达两年，流传四年的鼠疫大爆发，最终祸及到常德城及周边7个区县60个乡镇486个自然村， 7643人因此丧生，数万人染病。
一个诉讼团，“虽败犹荣”
1997年8月，30名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及亲属与中国其他各地的受害者108人，组成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原告诉讼团，向东京地方法院递交“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受害国家赔偿诉讼案”起诉状，将日本政府告上法庭，要求日本政府对当年实施细菌战的罪行谢罪并赔偿。1999年12月，72名受害者及亲属又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第二次诉讼。2000年5月22日，东京地方法院将两次诉讼合并审理。
通过27次开庭，2002年8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对中国细菌战的诉讼案进行宣判，判决书指出日军曾在常德、衢县、义乌、东阳、崇山村、塔下洲、宁波、江山等地实施细菌战，造成1万以上的人死亡，其中明确了常德的受害者人数是7643人，但驳回了中国原告的一切请求，对受害者不予赔偿。
2002年8月30日，中国原告诉讼团向东京高等法院递交了上诉书，要求日本政府对受害者及受害者亲属进行赔偿。2005年和2007年，东京地方法院两次宣判均驳回原告上诉，维持原判，拒绝赔偿，中国诉讼团最终败诉。
“虽然我们败诉了，但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的宣判，有它的积极意义。”常德律师高峰说，“在此前，日本政府从来没有承认过在中国实施过细菌战，甚至对于731部队的存在也是极力否认。这个判决在日本国内，以法律文书形式第一次认定了侵华日军在中国实施过细菌战，而且这个细菌战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第一次认定了这个战争的行为是受天皇的指令，是一种国家行为。第一次认定了这个细菌战违反了国际法，是一种犯罪行为。这样以法律文书形式认定了事实，日本政府再想掩盖抹杀细菌战这个罪行，就不可能了。”
一个协会，“步履维艰”
2011年11月4日，常德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协会，协会的主要工作是延续对日诉讼，这其中包括继续调查与向日本法院继续提出给予细菌战受害者道歉赔偿的诉求。目前长期忙于协会事务的成员就是4个人，78岁的常务副会长徐万智、85岁的秘书长丁德望、68岁的胡精钢与54岁的易友喜。
徐万智、丁德旺和胡精钢年事已高，不再适合四处奔走，“年轻”的易友喜成为唯一能打理协会日常事务的人。易友喜前一阵子刚刚做完肿瘤摘除手术，腹部还留有口子，但每当有人来采访细菌战，他都会接待并陪同。只有这么一个中年人在奔波，加上协会也没有什么资金来源，常务副会长徐万智越来越有危机感，“协会目前最大的困难是缺人缺钱，很难开展活动，会用摄影机的人找不到，我们几个材料也写不动了。”
之前协会曾陆陆续续来了十几个人，但鲜有人留下。而最让徐万智难过的是不少受害者的孙辈不愿加入协会，他说，“有些受害者的孙辈本来想入，但遭到家人的阻止甚至责怪。”石公桥一名细菌战受害者的后人表示：“官司打了这么多年，一点成果也没有。加入协会又有什么用？”
“我怕等受害者全部去世了，这段历史就再也没人知道了。”徐万智说， “如果忘记了这段历史，我们就会丧失警惕，特别是日本军国主义。” 徐万智提高了声调， “现在形势很危急，必须进行抢救性保护，我们快撑不下去了。”
如今，他们4个人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建一个常德细菌战死难者同胞纪念碑或纪念馆，“这样即使我们不在了，协会不在了，载有这段历史的记忆还在。”
中国原诉讼团团长王选对未来能得到日本政府道歉并赔偿这点，并不乐观，因此她与协会的人的想法一样，应着手为细菌战受害者成立纪念馆、纪念碑，成立合法的受害者协会，定期举行纪念活动等。“纪念馆成立不起来，下一代人即使想了解这段历史也没有渠道。没有这些举动，只是空喊口号支持我们，一切都是空谈。如果得不到更多力量的支持，这段历史必将自然消亡，它属于全人类，不仅仅只是原告们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