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埃及来“北漂”

图/文 潘超越

编辑 夏可欣

　　在开罗再一次见到黛玉的时候，我很快读出了她脸上呈现的疲态。“很累”、“很忙”是短暂的几天里，我从她口中听到最多的中文单词。

　　我知道，在埃及做一名职业女性太艰难了。

　　Kholoud Abd El Halim, 在中国这一长串名字估计谁也记不住。索性，这位92年出生的埃及女孩选择“黛玉”作为自己的名字。在埃及最高学府之一的艾因夏姆斯大学学习4年中文后，黛玉作为优等生来到中国传媒大学深造汉语，攻读硕士学位。她在北京学习期间，我曾以新华社记者的身份在位于开罗的中东总分社执行摄影报道任务。在当地，我见证了埃及社会的动荡与变革，同时也对这个文明古国的各种社会现象产生浓厚兴趣，其中之一大概就是“阿拉伯女性的自我认知”。2016年初，我完成驻外任务回到北京，策划的第一个拍摄题目就是“我们来自中东”。由朋友介绍，当时一边准备毕业、一边实习的黛玉成为我的拍摄对象之一。通过访谈和跟拍，我渐渐了解这位“90后”阿拉伯女孩的故事。

　　研究生毕业前夕，黛玉曾在北京一家科技公司实习，主要工作是与中东市场的客户进行沟通和对接。晚上8点多，黛玉还在公司内加班。她调侃说：“埃及人没有时间观念，一件原本一分钟搞定的事情需要十分钟，甚至更多。”相比之下，她认为中国人的工作效率更高。

　　公司出于对穆斯林员工的尊重，主管特意在会议室的天花板标注了圣城麦加的方向。黛玉在祈祷时用椅子抵住会议室门，以示“请勿进入”。一开始，有同事对于黛玉每天多次祷告的习惯表示好奇；后来，只要黛玉将椅子置于门口，同事会主动为她留出祈祷时间和空间。

　　每次出门前，黛玉都会整理好头巾。头巾是穆斯林女性最重要的服饰之一，不展示自己的皮肤和毛发，这一点对于恪守教义的黛玉来说很重要。黛玉坦言，因为头巾，她在中国的公共场所受到很高的关注和“回头率”。

　　她的家庭是传统的穆斯林家庭，家人经常与远在中国的她分享《古兰经》中的章节，以保持她对于宗教的虔诚。黛玉说，在海外更不能忘记自己的信仰。

　　黛玉喜欢中国、喜欢北京，但却因为种种原因，像其他很多北漂一样选择回到家乡，她从小形成的的家庭观也告诉她要陪在父母身边。从北京回到开罗，黛玉感受到的差异很多。她先前知道却未说破的有关埃及社会的缺点，如今被成倍放大。

　　远离国内的动荡与变革，来到中国学习生活两年有余，黛玉认为她是在恰当的时间做了恰当的事情。从一开始不理解为什么孩子要穿“开裆裤”，看见露出肚皮的大叔会脸红，吃蛋糕前都要询问一下是否含有酒精，到后来，黛玉能够熟练使用筷子、用支付宝结账、在光膀子中年人聚集的胡同里骑行……这一切，从如今回到埃及生活和工作的黛玉口中道出，显得具有人情味。

　　她告诉我，在中国学到最多的包括自由、守时、秩序和礼貌。 

　　“在北京，我想穿什么就穿什么；在开罗，无论我穿什么，都有男性来打扰（骚扰）我。”

　　“在北京，我约同事、朋友，都是准点到；在开罗，埃及人没有时间观念，即使地铁都不能准时来，害得我经常上班迟到。”

　　“在北京，无论是买票、乘车，大家都会排队；在开罗，人们没有排队的习惯。”

　　“在北京，人们不会对我说三道四，更不会因为我是外国人而区别对待；在开罗，就连十几岁的小男孩都会打扰我。”

　　对于一名来自普通家庭的埃及女孩来说，选择中文作为大学专业是冒险的，毕竟它很难在短时间内产生经济效益。但黛玉具有某种远见，不仅学习了这门“冷门”的外语，而且还决定远赴东方，一条路走下去。当我与黛玉聊起埃及“革命”时，她笑着说：“也许你曾在某场游行中拍到过我。”她介绍，那时候参与街头政治的学生，不一定是为了某种主义或者支持某位领袖，而是为了宣泄，对社会不满的宣泄。

　　在我看来，愿意参加街头运动的女性，骨子里是独立的、刚毅的，黛玉不顾家人的反对，坚持来到北京，至少符合她的性格。黛玉深知自己所处的周遭出了问题——经济不景气、人际关系复杂、民众观念落后。其中，女性在家庭、职场和社会中的地位愈发降低，这是黛玉体会最深的一点，“我想参与某些组织，帮助其他女性，尤其是离婚女性，找到工作、实现梦想。”

　　对于这位刚满25岁的“海归”来说，给父母一个交代、为妹妹树立一个榜样、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已经不能满足自己的内心。她想再给自己一些时间，参与到“改变国家”的行列之中，如果不成再回到中国。

　　我不确定，她是否已经想清楚，也许下次见到她时，已嫁为人妇，为一个四口或五口之家操持柴米油盐。也许，她正在争取女性权利的道路上奋力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