躁郁症,是一种“天才病”。患者时而抑郁,痛苦无助,时而躁狂,思如泉涌。在低谷与巅峰之间,许多患病的艺术大咖创造着奇迹。但杜晋没这么幸运,他只希望能平静地活下去。
图/文 吴皓
“为什么我会得这个病?我到现在都没弄明白……”凌晨2:40,25岁的杜晋在老家包头东河区的一家烧烤店里,半个身子趴在堆满啤酒瓶的桌子上,自言自语。在忍受了多年的情绪波折后,2012年,杜晋在父母的陪伴下来到北京市安定医院的抑郁症专科门诊,在经过多项精神检验后,他被确诊为“双相情感障碍”,这一陌生的病症让杜晋感到无比地困惑:“当时,在医生面前,我大脑一片空白,不知所措。”
“双相情感障碍”另外一个名字就是“躁狂抑郁症”简称“躁郁症”。与抑郁症一字之隔的“躁郁症”鲜为人知,在中国,上千万成年人受其困扰。它是在文艺界流行的“天才病”;同时,它又是一个病魔,病患的自杀率在各种精神疾病中位居前列。
“上天入地”的精神畸变
出生于1990年的杜晋来自内蒙古包头市,他与父母和78岁的奶奶生活在一起,杜晋从小喜爱绘画并立志成为一名画家,学生时期,他对文化课兴趣不大,课堂上常用画画来消磨时间。杜晋的学习成绩一直不好,高中时他选择了辍学外出打工。“学不下去了,只能看看能有什么出路,我有一个哥哥在上海,2007年时我选择去那边的一家雕塑厂打工。”
在上海打工的半年,杜晋感觉到自己的变化:“不知怎么回事,有时候感到自己才思泉涌,灵感丛生,有时候又觉得喘不过气来,不想说话,感觉周围的世界突然不存在了一样,只剩下压抑。”那时的杜晋并不清楚是什么让他常常感受到“上天入地”。
2012年,在父母的陪伴下,杜晋决定到北京安定医院的精神科看病,经过几个小时的测试,杜晋被确诊为中度躁郁症,需要通过药物来稳定病情。“确诊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选择回家呆着,那段时间我处于狂躁期,情绪波动很大。有一次和朋友晚上出去喝了点酒,回家路上突然感到无比的愤怒无处发泄,想都没想拿起一块砖头砸碎了一辆车的挡风玻璃。事后,警察把我带到派出所,是父母拿着医院的确诊单才勉强把我带出来。”
愧对家人的关爱
躁郁症所引起的易怒性格让杜晋非常苦恼,这种不稳定的情绪就像一个困在他体内的魔鬼,时刻折磨着他的神经。“病症不仅时刻让我感到痛苦,对我的家人也是一种折磨,有时候我觉得他们受到的伤害比我更大。”杜晋说。
杜晋的父亲是包头一家钢铁厂的普通职工,母亲曾是幼儿园老师,几年前退休在家照顾体弱多病的奶奶。父亲每天早晨5点就得起床,花2个小时来到钢厂,一直工作到深夜回家,处于抑郁期的杜晋每天都躲在自己的房间里,等父亲下班回家,父子俩各点上一根烟聊上几句,他紧绷的精神才得到些许缓解。
“我算是比较幸运的,父亲给了我理解和包容。我得病后他很担心我会出事,每天下班不管多累都会找我谈心,让我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学会放下内心的杂念,好好在家里养病,等好了再考虑出去找工作。他本身就不是一个外向的人,我的病情让他变得更加沉默,有时看着一下子苍老了很多的父亲,心里真的很不是滋味,恨自己为什么不能尽快好起来。”
最不愿触碰的黑色记忆
确诊之后,杜晋每天都要吃三种控制情绪的药物来缓解躁郁帮他入睡。药物本身并不能治好躁郁症,随之而来的药物作用让杜晋始终处于一种精神恍惚、疲惫不堪的状态。
对病情的绝望和对家人的愧疚让他数次产生轻生的念头。2013年6月杜晋在自家浴室里用刀片割向了自己的左手腕,暗红色的血液喷涌而出,染红了浴室里的镜子和墙壁,捂着血流如注的手腕,杜晋卷缩在墙角瑟瑟发抖,这一幕被恰巧在家的表妹看到,尖叫声惊动了其他家人。随即,杜晋被送往医院,经过3个小时的急救之后勉强保住了性命。
“那次割得太狠了,当时就是难受的不行,想一刀下去尽早结束这一切,完全没有时间再考虑其他。”这是杜晋最不愿意触碰的黑色记忆。
杨坤,杨坤
在病床上养伤的20天里,杜晋想了很多,他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坚持活下去,与抑郁症搏斗,不光为了自己,也为了家人。
“我最喜欢的明星是歌手杨坤,他是我们包头人,受抑郁困扰了很多年并勇敢地公开了自己的病情,最终得到了人们的理解并走出了抑郁的泥潭,他的歌都是发自内心的,我能感受到歌里表达出来的情感,他也是我的精神偶像和前进动力。”谈起偶像杨坤,杜晋显得自在了一些,为了激励自己,热爱纹身的杜晋把杨坤的名字纹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短暂的北漂
2015年3月,经朋友介绍,杜晋来到北京一家纹身店当手稿绘画师,然而,一周后由于工作效率达不到老板的要求,杜晋又被辞退。心灰意冷的杜晋在北京的街头漫无目的地游走了2天,在家人和朋友的劝说下回到了包头,他知道,也许他还没准备好迎接来自社会的压力。
到家的头一周里,杜晋每天都会与老同学、朋友们出去聚会,聊一些他在北京的经历。在那些交心的朋友面前,杜晋还能够找回些许“陪伴”的感觉。“刚患上抑郁症那会,我也尝试过告诉身边的朋友,不少朋友知道我得病后再也没和我联系,他们害怕我的情绪会传染,”杜晋说,“我当时感到很自卑,很孤独,无人诉说,也无人愿意倾听。”
酒精加剧的狂躁
孤独的日子你,啤酒成了杜晋的“好朋友”,在酒精的作用下,杜晋可以暂时忘却生活的压力和躁郁的困扰,他开始无限制地喝酒,无论白天还是夜晚,酒精加剧了他的狂躁情绪,让他流连在午夜的包头,忘记了回家的路。
“每次喝完酒我都很后悔,我知道我不应该喝酒,但就是抑制不住自己。”一次酒后夜归,打开家门,父亲坐在客厅里,一个人抽着烟,父亲并没有责备杜晋,让他坐在自己身边,“又去喝酒了吧?以后不要再去了,这样不行……”父亲略微颤抖的声音让杜晋倍感自责,他默默捂着额头,一言不发,泪水从指间不停地溢出。那次以后杜晋再也没有外出喝酒。
只想过上平静的日子
杜晋开始在一个名为“阳光工程双相战友交流群”的微信群里与同为躁郁症的病友们交流感受。群里的“战友”来自全国各地,不同年龄、不同背景。通过分享自己的经历,杜晋也认识了许多有着类似经历的朋友,这也让他感到不再孤独。
2015年3月底杜晋接受抗抑郁公益组织要求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双相障碍日,在众多媒体面前勇敢地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在杜晋看来,一个人无法单独对抗躁郁症,单靠患者本身的努力很难走出来,躁郁症人群需要来自社会的关心理解和帮助,才能避免更多自杀悲剧的发生。
如今,杜晋每天依然保持吃药,定期去医院找心理咨询师监测病情,并通过自己喜爱的绘画来表达内心情感。他希望自己能够尽早走出躁郁,过上平静的日子。
编辑:秦翼
“为什么我会得这个病?我到现在都没弄明白!”凌晨2:40,25岁的杜晋在老家包头东河区的一家烧烤店里,半个身子趴在堆满啤酒瓶的桌子上,自言自语。在躁郁症的影响下,他在北京仅仅工作了一周就被辞退,回到老家,无人交心时,他只能通过酒精麻痹自己。
杜晋出生于1990年,家在内蒙古包头市,父亲是包头当地一家钢铁厂的普通职工,母亲曾是幼儿园老师,几年前退休,在家照顾78岁的奶奶。2015年3月12日下午5点半,杜晋还没睡醒。为了缓解躁郁,他每天都要吃药,在药物作用下,他每天的睡眠时间超12个小时。
杜晋从小喜爱绘画并立志成为一名画家,他对文化课兴趣不大,在课堂上常用画画来消磨时间。由于成绩不好,杜晋没有考上包头师范大学。为了弥补遗憾,他就在学校的美术楼里做兼职模特。2015年3月11日,杜晋回到美术楼,希望能会一会曾经的朋友。
“学习学不下去了,只能看看有什么出路,”高中时杜晋选择了辍学打工,“我有一个哥哥在上海,2007年时,我就去了那儿的一家雕塑厂打工。”在上海打工的半年,杜晋感觉到自己的变化:“不知怎么回事,有时候感到自己才思泉涌,灵感丛生,有时候又觉得喘不过气来,不想说话。”
那时的杜晋并不清楚是什么让他常常感受到“上天入地”。2012年,在父母的陪伴下,杜晋来到北京安定医院的精神科检查,经过几个小时的测试,他被确诊为“中度双相情感障碍症”。“双相情感障碍”的另外一个名字就是“躁狂抑郁症”简称“躁郁症”。
与抑郁症不同,躁郁症患者长时间徘徊在狂躁和抑郁中,情绪波动巨大。处于躁狂期时,病人情绪高涨,对身边的一切事物都充满兴趣;而当患者进入抑郁期后,他们又迅速陷入沉默压抑中。杜晋每天都要吃三种抗躁郁药物,药物本身并不能治好躁郁症,只能控制、缓解情绪。
两种对立情绪间的巨大跳跃,易让患者产生轻生的念头,躁郁症病患的自杀率在各种精神疾病之中位居前列。白天,在药物作用下,穿梭在地铁里的杜晋显得很恍惚。
2013年6月的一天,杜晋在浴室里用刀片割向了自己的左手腕,暗红色的血液喷涌而出,染红了浴室里的镜子和墙壁,这一幕被在家的表妹看到。经过三小时的急救,杜晋勉强保住了性命。“那次割得太狠了……”出院后,他在伤疤上纹了心电图的图案。
在病床上养伤的20天里,杜晋想了很多。他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不光为了自己,也为了家人。 因为喜欢绘画和纹身文化,杜晋曾在包头几家纹身店里做过手稿绘画。2015年3月,经朋友介绍,杜晋选择来到北京一家纹身店当手稿绘画师,他希望通过工作来回归社会。
为了激励自己,杜晋把杨坤的名字纹在了自己的脖子上。“他是我们包头人,受抑郁症困扰很多年,并勇敢地公开病情,最终走出抑郁泥潭。他是我最喜欢的明星,是我的精神偶像和前进动力。”
杜晋展示了一张他绘制的纹身作品。纹身圈的朋友说:“杜晋对自己作品的要求很高,创作时心无旁骛,他在一幅画上花的时间比别人多一倍。”
杜晋的理想是成为一个真正的纹身师,在一位顾客纹到一半起身休息的间隙,杜晋抓紧机会在自己的皮肤上练习纹身枪的操作方法。杜晋学得很刻苦,但躁郁症的不定期双向发作让他无法安心绘画,完成工作量。仅仅在北京工作了一周,由于工作效率没有达到老板的要求,杜晋被辞退。
2015年3月8日,杜晋拖着行李,在地下隧道口徘徊。失去工作的他无处可去,却又不甘心就这样打道回府。
杜晋犹豫着,“是继续找工作还是返回老家?”彷徨期间,他在鼓楼附近找了一家廉价旅馆暂且住下。
凌晨3点,小旅馆走道里微弱的灯光,顺着窗帘的缝隙,漏进杜晋的房间。房间里很安静,这段时间的波折对于一个常人来说,都显得压抑,更别说降临在一个躁郁症患者头上。杜晋说,他又感到自己的人生一片灰暗,根本找不到出路。他知道也许自己还没有准备好迎接社会的压力。
2015年3月11日,在短暂并不顺利的北漂后,杜晋还是返回了包头老家。回家后,他与一个认识多年的朋友相约一起去吃夜宵,在那些交心的朋友面前,杜晋显得很放松,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毫不掩饰情绪。
“刚患上躁郁症那会,我也尝试告诉身边的朋友,但不少朋友知道后再也没和我联系,他们害怕我的情绪会传染,”杜晋说,“我当时感到很自卑,孤独,无人诉说,也无人愿意倾听。”孤独时,啤酒成了杜晋的“好朋友”,在酒精的作用下他可以暂时忘却生活的压力和躁郁症的困扰。
随后的日子,他每天都会和不同的朋友出门聚会到凌晨两、三点。他开始无限制地喝酒,无论白天还是夜晚,酒精加剧了他的狂躁情绪,让他流连在包头的午夜街头,忘记了回家的路。2015年3月12日凌晨2点半的包头街头,喝醉后,杜晋不小心把手中的酒瓶摔碎在地上。
酒后夜归打开家门,杜晋的父亲坐在客厅里一个人抽着烟,父亲并没有责备杜晋,而是让他坐在自己身边。“又去喝酒了吧?以后不要再去了,这样不行……”父亲略微颤抖地说。杜晋默默捂着额头,一言不发,泪水从指间不停地溢出。那次以后杜晋再也没有外出喝酒。
杜晋的父亲每天早晨5点就得起床,然后花2个小时来到钢厂,一直工作到深夜才回家,处于抑郁期的杜晋每天都躲在自己屋里,等父亲下班后聊上几句。面对母亲,俩人之间的对话却很少,但母亲总能留意杜晋的一些小动作。这天,杜晋要出门却被母亲拦下,要求交出可疑的利器。
在家里休息几天后,杜晋去当地的一个美术馆看展览,他不小心按错了楼层,电梯门打开,门外堵满了建筑用的砖头。杜晋愣了一下,哑然失笑。在杜晋看来,一个人无法单独对抗躁郁症,只能勇敢公开病症,获得社会的理解和帮助,才能避免躁郁症自杀悲剧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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