蚕殇

浙江省湖州市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旁，一小块桑地生长在等待春耕的田里。在这片遗址上，出土了距今4700至5000年前的，世界上最早的蚕丝织品、绢片、丝线、丝带和纺轮。在中国东部沿海一带的江苏、浙江、山东、广东等地，传统蚕桑产业有着5000多年的历史。

2014年清明，浙江湖州市南浔镇辑里村的桑地，嫩叶已从经历一整个冬天的枝条破皮而出，朴素地点缀着春色。在江浙一代农村，先辈过世后往往就葬于桑园，一位村民正在桑地祭祀先人。此外，每年清明前后，浙江湖州还会举行“轧蚕花”、“祭蚕神”活动，向“蚕花娘娘”祈福。

但是，“蚕花娘娘”并没有在整个2014年关照湖州的蚕农。2014年9月，一只蜻蜓落在被桑螟侵蚀的桑枝上。当月，浙江爆发大范围虫害对全省秋蚕的饲养带来严重影响。然而，这些年对当地蚕桑产业造成更大影响的，不止是虫害。

2013年5月，浙江蚕农在家中对家蚕进行提青。提青即是在养蚕过程中，手工将发育迟缓的幼蚕挑选出来。因为缺乏大规模机械化养殖基础，传统种桑养蚕依旧保留着纯手工的养殖模式。

2014年9月，茧站外，老人们正将采下的鲜茧卖往茧站。在江南传统蚕桑产区，已经看不见年轻从业者的身影。随着中国东部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度的加快，土地成本和人工成本不断上涨，摆脱不了传统手工养殖模式的“栽桑养蚕”不再吸引当地农民的热情。

国内的缫丝技术基本还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在缫丝过程中，女工的双手长期浸泡在碱水里，导致皮炎发病率在90％左右。此外，在潮湿的环境中长时间站立，让不少女工患有下肢静脉曲张和足部疾病。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企业要留住工人越来越难。

2015年4月，浙江一家丝绸企业车间，工人正在对蚕丝进行整经。如今，一名生丝生产工人的年产丝量为850公斤，比2000年的人均550公斤提升了不到一倍。但这些年来，丝厂的员工工资及福利翻了两番，工厂的产出和用人成本差距越来越大，国内生丝生产企业面临着生存困境。

2014年9月，苏州市浒墅关镇京杭大运河旁，苏州蚕桑专科学校旧址被草木覆盖。该校前身是史量才先生创始办于1904年的私立上海女子蚕业学堂。100多年来，作为全国蚕桑科研教育事业的发祥地，它培养了大量人才。1995年苏州蚕桑专科学校并入苏州大学，老校区就此荒芜。

江苏无锡西漳蚕种场，一株雏菊在路缝中怒放。1994年，江苏省蚕桑高峰时期的桑田面积为370万亩，目前已减至80万亩。2014年5月，随着无锡最大也是最后一家，有着90年历史的西漳蚕种场的关闭，曾经在产量、产值、质量一直位居全省前列的无锡市从此告别蚕桑养殖。

考虑到蚕桑产业的现实，2006年，商务部启动“东桑西移”工程。在东部蚕桑衰落的同时，西部地区蚕桑逐渐兴起。2015年4月，云南昌宁县，杨映旭正在和爱人一起搭建新蚕房。曾经在县里工地上打工的杨映旭因为胃穿孔回到村里。去年他们种下的8亩桑地成了一家人未来的希望。

2015年4月，云南昌宁县明华村青树村民徐相逵正在打理去年剪下的桑枝。眼下，家中16亩梯田全部种上桑树，他和老伴加上女儿、女婿4人，一年养蚕收入可达8万元。而在此之前，种水稻的年纯收入只有5000元。徐相逵希望明年能将家里住了30多年的土坯房换成新洋楼。

在中西部地区，蚕种都要通过小蚕共育进行早期统一饲养后再发放至蚕农。而在江浙一带，因为村民大多熟知养蚕，蚕种直接发放到蚕农家中。相比后者，前者的养殖模式更为科学。

广西的一家私人茧站，一名妇女正将打包的干茧背进仓库。 2014年广西全区桑园面积285万亩，蚕茧产量32万吨，分别是2000年的9.5倍和10.6倍。目前广西蚕茧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50%左右。

“东桑西移”带来的是“东绸西移”。西部相对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以及较低的人力成本，吸引了一众东部丝绸产业向西转移，将更先进的蚕丝生产设备投向中西部地区。2014年，重庆一家丝绸企业建成投产。

在“东桑西移”政策实施后的近几年，招工难又一次成为丝绸企业面临的难题。云南省保山市，全省规模最大的缫丝企业内，一名新进的员工正在缫丝机上练习。与10多年前企业刚成立时厂区门口挤满了应聘人群的场面相比，眼下因为招工难，车间两组缫丝机只能关停。

中西部蚕桑产区也在发生变化，先富起来的地方开始出现毁桑弃桑，导致蚕桑基地只能向更为偏远的贫困区域转移。中西部蚕桑产区面临着和东部一样的挑战。四川武胜，一群老人正在一处工地等待工作。他们做一天短工，收入最少也有100元。

重庆市黔江工业园，一位来自浙江嘉兴桐乡的丝绸企业主正和生丝供应商检验原料。众多东部丝绸企业抱团前来这里落脚的，除了同当地企业的相互磨合外，还要适应不同的风土人情，对于刚刚迁移来的企业来说，需要不少时间来适应。

因为“东桑西移”的实施，东部和西面临着或悲或喜的选择。2015年4月，浙江湖州，村民沈小英正将砍下的桑树搬回家，这里将成为一个现代农业园区。东部地区，农民将土地出租后，往往会变身为现代农场工人，收入增多而且更加稳定，许多人不再留恋种了大半辈子的蚕桑。

2014年5月，重庆市黔江区石会镇武陵村，茧站技术员肖建怀和妻子侯章琼在自家的蚕室合影，他们养蚕已有20年。这几年，肖建怀加大了饲养量，并且将桑地种植扩大到了60亩。一家人收入的增加不仅让孩子读完了大学，同时还为家里添置了一辆小车。

2014年6月，无锡中国丝业博物馆，每到周末，已经退休的徐惠芬会就回到这个由丝织厂改建而成的博物馆，为参观者表演她曾经的工作。55岁的徐惠芬在这里工作了34年。

2014年7月，广西象州县一家丝绸企业，2007年进厂的罗静华已升为工长，分管3组缫丝机组。2007年以前，当地很多年轻人离开学校后，唯一的出路就是外出打工。随着“东桑西移”政策的实施，迁来的丝绸企业留住了不少即将外出的年轻人。

这两年，经营一家苗木场的顾明琪已经不再养蚕。周末时，顾明琪会到镇上的辑里湖丝博物馆表演手工缫丝。1851年，产自浙江湖州南浔的辑里湖丝在英国举办的第一届世博上荣获金奖，辑里湖丝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第三批非遗名录。从业50多年的顾明琪是辑里湖丝制作技艺的传承人。

2015年，云南昌宁县明华村，村里桑树种植面积已超过3000亩，村支书徐喜浩希望接下来桑树种植能达到5000亩，徐喜浩说：“这样下去，两年后村里就能摘掉贫困村’帽子’。”

江苏一家丝绸公司的董事长吴建华一边和爱人吃午饭，一边接听客户的电话。凭借着研制出的第一台符合传统宋锦织造工艺和参数的电子提花机，吴建华成为2014年APEC会议上各国领导人“中装”的面料供应商，公司由此迎来新的转机。

云南保山市昌宁县，来自山东日照的王善禄，是一家茧丝公司的蚕桑技术经理。1986年从蚕学专业毕业后，王善禄进入山东省丝绸总公司下属单位工作，企业改制后离职来到云南。和他一同届毕业的10多名同学中，还在从事本行业的，剩下3到4人。

随着市场上纺织面料的多元化，传统丝绸的市场被大幅压缩。加上一直以来，国内丝绸产品设计落后，缺乏时尚元素，品牌缺位等因素，导致大量低端丝绸制品在市场中滞销。2014年10月，浙江湖州丝绸城，一位经营户在市场的二楼平台锻炼身体。

2015年4月，江苏苏州一家丝绸企业展示馆内，顾客正在挑选丝绸产品。市场低迷以及同质化竞争的加剧，迫使丝绸行业酝酿转型，一些企业从单一面料生产，转向成品服装、家纺、提包、时装等产品拓展。不少企业的内心，都在酝酿中国丝绸的“爱马仕”和“L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