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店生长

　　　　　　　　　　　　　　　　　　　　　　　　　　　　　　　　　　　　　　　　　　　　　　文／林爻大手

离那些地方远些

　　我的老家在西安108国道边的一个小县城，我对这条路的记忆除了吓人的车流，就是闪烁着霓虹灯的卡拉OK歌舞厅，这些招牌上常有的视觉信息是酒杯或是躺在酒杯里的裸女形象。

　　90年代初期是夜店这种舶来文化进入中国初具雏形的年代，霹雳舞、流行歌曲、卡带、单放机、太子裤、回力鞋，都是属于那个年代的记忆。那时候，十几岁少年正是喜欢模仿香港四大天王唱歌的年纪，我还是个接触新鲜事物较快、模仿能力较强的青少年，卡拉OK拿着话筒的神气劲儿对我们极具诱惑。

　　随着时间推移，居民们开始明白夜店这个晚上才开始营业的地方不是个正经地方，从里面走出来的男女也都不是些好人。大人们总是告诫孩子们，离那些地方远些再远些，谁要在那儿附近转悠就打断谁的腿。但越是这样告诫，越是惹得少年们好奇。

　　后来我进去过一次，才明白大人们警惕的地方原来是这么回事：外面水泥盖的房子，里面被软包成一些房间隔断，在一个50平米的空间里有几个来回旋转的彩灯，架着两个话筒，这便是当年的歌舞厅了，跟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跟电视剧《上海滩》里的夜总会也不一样。

　　DJ在一个有着玻璃面的房间里，手里拿着点歌单，对应着里面的编号，翻着一个黑皮的歌本，寻找对应的大LD黑胶唱片，并按排序放进LD放映机里。而当时流行的曲目大多是一些《革命歌曲》，《南泥湾》、《北京的金山上》，再流行一些的有《舞女泪》、《酒醉的探戈》、《把根留住》、《一剪梅》、《再回首》，最受欢迎的则是香港四大天王及陈慧娴的《千千阙歌》、《飘雪之类》的。

操着外地口音的女子

　　起风的三月，108国道上来了很多外地的女子，她们操着各种口音，打扮妖艳，穿戴极少。之后便常见一些中年男人骑125型日产摩托车，或开着黑色的桑塔纳轿车，又或是辆崭新的白色“富康”汽车而来。

　　一些大人聊天也会说起哪家舞厅门口，几个婆娘扒了一个“坐台的”衣服，“脸都抓烂了”是对那场打斗最有画面感的描述。那时候我还不能理解，唱个歌咋还要撕破脸。每次听到这样的传言，我都遗憾自己竟然错过，未能亲眼目睹。在那之后，故事越来越多，一家歌舞厅倒闭了另一家又开起来了，这些操着外地口音的女子也随之来了去了，一年又一年。

　　后来大众舞厅开始在出现在乡野的田间地头：用水泥抹出一片开阔地，挂几个彩色灯泡，支两个喇叭。舍得下本钱的主家会买个VCD机，再买个功放机和调音台、混音台，找个来回翻腾VCD放歌的大叔“野DJ”；不讲究的露天舞厅直接就放个双卡录音机，把音量开到最大，在门口横一把长凳子就行。来跳舞的大多是附近村庄的青年男女，收费1元还是两元则根据有没有VCD机和功放机来衡量。

　　那时候，乡村娱乐活动少，彩色电视也还未完全普及，供电也还分时段。晚上十点，乡村一片漆黑，除了田间地头的这些大众舞厅。在这方寸之地，也发生了不少的事情，大多是青年男性之间的争风吃醋，大打出手，或是在旁边的烤肉摊子上喝醉的双方争不下面子，而发生的动刀动枪事件。我已经不记得在那里发生的爱情最终有没有结果，但毋庸置疑的是每颗年轻的心都在那儿等待着被邀请。

　　而我在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悄悄长大，旁观了那个时代的发展：BP机正在发挥着通讯作用，摩托罗拉翻盖手机已是做大事人的象征，诺基亚手机悄然入市……

在夜总会当服务生

　　我去西安上大学之前的暑假，在夜总会当过一个月服务生，月薪是300元，管吃管住。吃饭和那些外地来的小姐姐共在一个灶上，睡的是包厢的沙发。我的领班是一位带头大哥，偶尔给他跑腿买买烟，在他喝醉的时候拖他躺上沙发。

　　我有段时间特别喜欢唱歌，便在一位大哥的带领下去唱歌，唱的曲目是类似于《爱如潮水》、《谢谢你的爱》之类的流行歌曲，还在DISCO音乐响起时去跳霹雳舞，那时候特别盛行跳一些叫做太空、柔姿、滑步、弹簧步之类的，每当跳起时都会被围成一个大圈观看，而我就像一个耍猴的。

　　去大舞厅里玩的大多是一些时髦青年、社会小混混，经常会因为一些小摩擦或者某一个女生，打得头破血流。我当驻唱歌手没几天就因一场殴斗而终止了，但在那儿攒的人生经历可以说跌宕起伏，只可惜当时没有相机在手，纪录下来的影像会特别有趣。

　　小城青年的生活像贾樟柯电影里的小人物一样充满了躁动和不安，荷尔蒙催使下的炸裂青春无处安放。

门票五十元一张

　　1996年至1999年，西安，我多数时候是在旱冰场挥霍青春。在那个年代，我穿着牛劲裤、牛仔夹克、花格子衬衣，还有我的长发，随青春荡漾。我已经记不清那个旱冰场的名字，只记得陪我一起去的女同学。

　　那个旱冰场挺大，中间是一个DJ台，还有一个小舞池。我旱冰滑得不咋地，留恋的是那个小舞池。在那儿，我第一次听到了hiphop音乐，听到了rap，知道了“MC Hammer\迈克尔·杰克逊”，看到了几十号人在舞池中一起滑动舞步，那令我震撼不已。

　　除了旱冰场，就是刚刚兴起的DISCO酒吧。我现在还记得那家迪吧的名字叫“龙都”，但那不是我们能消费得起的高级场所，门票五十元一张，比一周的伙食费还要多。还好那时候校园里盛传着一些门票优惠券，原本是为了吸引女学生的，但被我们这些囊中羞涩的男同学拿来去学习新的舞步。

　　我也是在那时候暗地里发誓，将来一定要成为一名DJ,哪怕只是买一套打碟机摆在那儿。

几乎认全了西安的所有DJ

　　1999年，我离开校园进入社会，正式开始接触摄影。在一位恩师的指引下，决定开始拍摄个人项目，我为自己设立了两个目标：一个是夜店，另一个是摇滚乐，就这样一坚持就是十几年。直到现在，不管去哪座城市，必拍这两个项目。

　　正式开拍夜店项目前，我去几家夜店重新走访了一圈，最后锁定在西安古城玉祥门外的“焰吧”。在“焰吧”门口的小唱片店里，几个染着彩色头发，打扮前卫，走路轻浮的少年引起了我的注意。走进了解才知道，这家小店还肩负着为西北培养DJ的重任，而那几个奇装异服的年轻人都是在此接受培养的未来DJ。

　　决定拍摄的第一位DJ姓G，黄色的头色上点染墨绿色。我一眼看中了他的外型，后经了解，他还身兼多职，这更坚定了我选题的方向是对的。当年颇有经营头脑的他除了是DJ、夜场演艺经理，还自营着唱片店兼DJ培训班，又在一家音像器材公司担任高管。我佩服他旺盛的精力，不像有些夜场工作昼伏夜出的“夜猫子”，只晚上来劲。

　　跟拍他的那段时间，我努力记住了夜店音乐的分类，几乎认全了西安的所有DJ。在拍摄他们时，都会被问到同样的问题，“拍这干啥？”大部分人对夜店都有着不好的印象，“性、暴力、违禁品”这样的词语总和他们联系在一起，夜店里充满了诱惑和陷阱，而没有人知道，这些服务于夜生活的人做的不过是一份工作而已，清者自清。

　　那组DJ的摄影报道后来刊发在当年的三秦都市报、北京青年报，以及其他的一些纸质媒体上，DJ们觉得我为他们正了名，再以后去拍其他夜店就更加方便了。

　　小G带着那份报纸去了深圳，听说那是个很好的推荐材料，后来就失去了联系。前几年，通过微信朋友圈又不知怎么就联系上了，现在的他还依然活跃在夜场。跟他最近的一次聊天中，他向我反复强调：王哥，我现在已经不打碟了，搞管理……

　　在拍他的那个年代，用的还是胶片相机，我每次都会洗一叠送给他们，但估计只有我还保留着那些影像。十几年过去了，当年拍摄的那些DJ、Dancer们四散离去，有些人转行去当演员了，有的还继续混在夜场，不过也都当了管理人员，更多的则是和朋友们捆绑投资餐饮，听说好几位都成大款了，还有些彻底消失了。

只有去夜店最自在

　　2000年左右，数码相机开始在报纸发挥作用，胶片相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那时候，我所在的报纸经营困难，从日报改了周报，一大堆新闻记者下岗没了工作。

　　那时候，当年还叫photocome的一家图片销售公司和我签了图片版权合同，也就是现在的视觉中国VCG，《领舞女孩儿》的报道是我第一次尝试通过图片库的平台分发，最终这组报道得以在当年的新浪网上呈现。

　　看到这组图片时我已身在福州某快报做摄影记者，能在新浪网刊发这样的内容，让当地记者很是疑惑：“这能发吗？这是新闻吗？”我说，“适合传播并能引发关注的就是好内容。”

　　在福州停留的时间并不长，能从四季分明的废都到福州实在是受了杰克·凯鲁亚克的影响。《在路上》这本书实在“害人不浅”，但自从开始了我的自我流放之旅，夜店便成了我在陌生城市借以消愁之所。

　　很不幸，在福州夜店所拍摄的照片未能妥善保存。在迁徙杭州的旅途中，一个旅行背囊遗失，一段记忆从此被抹除。

　　2002年-2006年，我在杭州生活了将近四年，待了两家单位。从武林广场到断桥，从南山路的酒吧到夜店，从居住地楼下的“凡人咖啡馆”到黄龙体育场金碧辉煌的夜场，这几乎就是我的全部生活。

　　还好养成了走到哪儿拍到哪儿的习惯，夜店的故事也从此成为我在当地媒体刊发的第一组照片，这成了惯例。

　　2006年开春，我从杭州迁徙到乌鲁木齐。每去一个城市的当晚，我都会先去夜店，因为我觉得只有去夜店最自在，也最容易沟通。我向报社的同事打听最火的夜店竟没人知道，“谁去那地方！”

　　乌市夜生活比想象中丰富许多，我闻着味儿遁着声儿就摸进了一家酒吧，去得尚早，顾客并不多，正是搭腔说话的时候，看着DJ台后面的漂亮女孩儿戴着耳机在那儿操作唱机，我就知道来对了。两周之后，两组图片故事呈给了部门领导，一组《唱片骑师女DJ》和一组《领舞男郎》，洋洋洒洒几千字。

　　2006年五一假期后，我又从乌市迁徙至北京。来之后，决定让自己的生活节奏慢下来，不再去参与一线报道，安心做一个图片编辑。

　　我开始利用下班时间，报了个黑胶搓盘学习班，三个月之后学满毕业，出租屋的桌子上便有了一整套的威士达唱机和混音台。苦练了几个月搓盘技巧之后，我有机会去了一些很私密的派对打碟。音乐内容不像夜店那样以消费酒水为主要目的，而是怎么舒服怎么来。

　　那时候，我比较喜欢玩hiphop，毕竟有旱冰场的情结在，要不然就是迷幻电子，其他像Trance、Techno、House都太闹腾，一直不喜欢。有时间去夜店玩，我也绝不去工体那几家，五道口的一家小店生意不错，什么时候去都是座无虚席。老板给了我一张VIP，没排过队，心情好的时候便去拍几张。

寂寞与欲望交织的黑暗孤独

　　经历了2008年紧张忙碌后，2009年我暂别北京，带着整套的打碟设备，去上海和朋友开了家摄影公司，开启创业模式。可时间长了就又闲不住，几乎每个周末我都出现在上海大大小小的夜店之中，往来于各个派对。

　　对我来说，在夜店里拍照也从来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在夜店拍的时间久了，自然知道什么该拍，什么不该拍，什么时候该举起相机，什么时候该删除照片。老板除了安排给我一桌子的酒，有时候还安排几个黑衣安保人员负责我拍照的安全。一行有一行的规矩，一行有一行的门道。

　　我在上海积累了大量的拍摄素材，形成夜店系列图片的思路也越来越清晰：寂寞与欲望交织的黑暗孤独才是最终表达的主题。那时候，我从任何一个场子出来都不再觉得兴奋，反而觉得孤独。想去释放但却适得其反，这可能也是大多数想去买醉的人的真实感受。

　　2009年下半年，我再一次返回北京，在经过又一轮创业失败后，转行从事杂志与互联网、移动端的图片管理工作。慢慢地，我夜店去得越来越少，快门按得极其吝啬，有时候没按快门，就知道拍出来是什么样的画面，想想也就懒得再拍了。

　　在夜店里越来越觉得空虚，所以我逐渐远离了那个场所。现在的我有老婆孩子热炕头，回家倒头就睡着，根本来不及去想还去不去夜店。当年买的那套打碟机设备，摆放在新装修的房子里，也只是偶尔去摸几下，它存在的意义只剩下祭奠逐渐远去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