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初的“下南洋”,到本世纪初中国游客的涌入,中泰两国一直以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如今,作为中国“新四大发明”之一的移动支付进入泰国,成就了这里第一批“互联网+”的创业者。在曼谷CBD一家中资背景的互联网创业公司里,窗户上贴着几个英文单词:“本地、第一、筹划”。
文/Stamlee
徐晓艳、李楠、娜特、享特、Tum…… 他们分别从事的职业是:跨国旅游公司经理、本地电子钱包公司的员工、想做泰国版“滴滴”的出租车司机……
他们有着不同的国籍,不同年龄、不同教育背景;生活中,他们本没有什么交互点,也许只是街头偶然擦肩而过的陌生人。而有一天,他们自己都没想到,一个来自中国的二维码,让他们成为了泰国第一批“互联网+”的创业者,并会在未来相互依存,形成“泰国4.0”浪潮下数字经济的鲜活注脚。
慢生活与数字化
我和徐晓艳在泰国相遇的时间不到四小时,她就急匆匆要赶去机场了。远在北京的母亲第二天要动手术,她必须在天亮前到达北京。
五天后,我回到了国内,试图再约徐晓艳补充采访。此时电话那头的她正在南京的禄口机场,当晚她又要飞往越南,明天那里的分公司例会还在等她。
徐晓艳是一名80后,来自陕西。4年了,从她被公司派往东南亚开拓市场开始,她就成了“空中飞人”。每年徐晓艳能生活在北京的时间不到四个月,她说,她都记不起上一个“悠长假期”是哪一年的事了。
在泰国,无论是首都曼谷,还是度假城市普吉或者是清迈,也许是天气炎热,也许是晚一小时的时差缘故,人们的生活总是“慢半拍”,工作的节奏也是缓慢的。徐晓艳学会的泰语,第一个词是“萨瓦滴卡”,然后就是“慢慢来”。但接下来带着开拓任务而来的她,从下飞机开始,说的最多的字就是“快!快!快!”。
徐晓艳所在的公司,最早是做传统旅游的。2014年,随着中国互联网创业大潮的到来,公司进入出海东南亚的创业新阶段。伴随着中国逐渐成为泰国最大的外来旅游客源国,她负责的中国移动支付名片推广,已覆盖整个普吉岛。
和徐晓艳的两地飞不同,来自上海的李楠已经定居在泰国。李楠之前学的是经济学,之所以从事“互联网+”,是因为在国内电子支付发展的很好,而泰国很多民众甚至还没有银行卡,如今国内的互联网公司也开始在泰国投资了,她觉得未来市场的潜力很大。
李楠是公司的战略发展专员,因为她熟悉中国,又了解泰国,流利的英语又让她能用国际化的视野去看待问题,所以每次公司重大决策和谈判,她都会参与其中。
来泰国两年半之后,她嫁给了留学时认识男朋友,把家安在泰国。半年前,她的孩子也在泰国出生。李楠说,她喜欢泰国的慢生活。但同时她也留恋中国的智慧城市。在泰国选择现在这个工作,也是与此相关。她希望把中国的数字化生活带到泰国。
中国公司挺进泰国
在2018年的东南亚人均GDP排名中,泰国以6744.84美元的人均GDP排名第三,仅次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是菲律宾的两倍,越南的近三倍。
作为东南亚的第二大经济体的泰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历史上有着天然的渊源。从上世纪初的“下南洋”,到本世纪初大批中国游客的涌入,中国人都对泰国的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如今,和中国相比,泰国的人力成本、赋税压力更低,因此泰国自然而然成了中国公司开拓海外市场的理想目的地,很多传统实体经济公司都在泰国设工厂或分公司,比如青岛啤酒首家海外生产工厂就设在泰国。
互联网热潮兴起后,泰国和中国发展程度的差别催生出很大红利,其实和东南亚其他国家相比,泰国的主流网络社交平台都跟全球趋势一致,但是与之相关的一系列“互联网+”,现在才刚刚起步。
于是,挺进泰国就成了中国互联网公司的目标。大公司里华为、中兴、OPPO,昆仑万维,直播平台Bigo、Kitty Live,都将泰国作为出海的重要一站,甚至是第一站;资本注入的同时,中国人也带去了《上海滩》,带去了《甜蜜蜜》。
泰国华裔“互联网+”
娜特是在泰国的华裔,爷爷那一代就从潮汕移民去了泰国。她从小就喜欢喝早茶、吃虾饺,并且按照中国文化教育的那样“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娜特按部就班在泰国念完大学,然后去私人银行工作。在泰国,一个姑娘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就已经令无数人羡慕了。
然而,2015年的一次杭州之行改变了娜特的生活。陪同她的中国朋友用一部手机几乎解决了生活上所有的支付问题:大到商场购物,小到出租车、手机缴费、买菜,还有发达的网购和物流。那个神奇的二维码无处不在。
娜特深受触动,正好2015年中国的支付宝开始进军东南亚;同年,她就辞去了银行的工作,选择进入泰国本地的移动支付公司,成为项目资金管理主管。
在她工作的公司里,我还见到了大量的华人脸。与娜特有些相似经历的享特,同样是爷爷那一辈就来到了泰国。亨特海外留学回来后,阿里巴巴上市、蚂蚁金服融资的新闻,吸引他来到这家与之有关的公司。
亨特目前从事策略主管。每年,亨特都要去杭州参加研讨会。他说,作为全世界移动互联网最发达的国家,中国的变化太快了,一段时间没有接触,就会产生“断档”,这对互联网企业从业者来说很危险。
同样是华裔的Tum是第一批受益于“互联网+”的出租车行业从业者。大学毕业后,他作为技术人员去科威特的石油公司工作了多年。2014年,他回到泰国,开起了出租车,这在高知家庭的父母眼里,简直不可理喻。
原来Tum在回国之初就想好了通过网络社交平台接团客,做包车服务。大量来泰国的中国游客,还没上飞机前就已经通过网络预订了他的车,并在网上提前支付定金。通过网络社交平台约团客的点子,已经让他超越了大量同行。在泰国,一个普通出租车司机的月收入约合2000元人民币,而当时Tum的月收入是约20000元人民币。
起初,同行们都听不懂Tum说的“互联网+”是什么意思,但他们很奇怪,“和所有的出租车司机一样,都是去机场排队候客,没日没夜用时间换工钱,为什么Tum的车会被长期包用?”慢慢地,越来越多的出租司机来找Tum,请教如何网上定车和支付。
因为从小受到“打工不如做老板”的中式家庭教育,2017年12月,Tum在曼谷创立了自己的车队联盟,并注册了暹罗交通有限公司。目前,这个专做“歪果仁”生意的本地叫车服务平台,还在通过电话和社交网络调度,但是2000辆车里已经有一半装上了来自中国的二维码,每天通过这样支付的平均会有100单。
Tum说,他正在与风投谈下一个项目,真正做起来一个“泰国版的滴滴”。
如今中国已经是泰国最大的游客输出国。在曼谷逛街,会让人产生错觉,像回到了中国国内一样。因为几乎每个商铺门前,都会挂着一个来自中国的二维码标识。一部手机走遍泰国,如今已经变成了可能。除了买买买,连逛夜市、做马杀鸡、看泰拳、吃泰菜等等都能使用二维码支付。中国的“互联网+”不仅改变了这里的消费习惯,更是深刻地影响了泰国的互联网行业,成为泰国数字经济的助推引擎。
徐晓艳是一名80后,来自陕西,此前长期在北京生活。2010年,她进入旅游行业工作,2014年,公司转向“互联网+”进军,而人力成本和赋税压力更低的东南亚,自然成为了公司海外发展的理想目的地。徐晓艳也被派往东南亚开拓市场,创建分公司。从那时起,她就成了“空中飞人”。
徐晓艳在泰国的分公司目前有10多个泰国员工。由于签证原因,她每次在泰国最长呆一个月,“每年我在泰国加起来要呆5个月以上。”而她生活在北京的时间则不到四个月,“我都记不起上一个‘悠长假期’是哪一年的事了。”
除了“萨瓦滴卡”,徐晓艳最早学会的泰语就是“慢慢来”。可如今在工作中,徐晓艳说的最多的字就是“快!快!快!”在泰国,不仅人们的工作节奏缓慢,还常堵车。遇上堵车,徐晓艳就打“摩的”。
徐晓艳约了泰国的客户吃饭,匆匆赶到,饭还没吃一口,徐晓艳就掏出手机讲业务了。泰国使用二维码支付的商家还不算太多,正是像徐晓艳这样的一批推广者,把中国的移动支付技术和泰国商家连接起来。
在泰国,“互联网+”是一个新行业,市场认可度还不高,所以徐晓艳经常加班加点跟客户推广。晚上11点,饭店关门了,徐晓艳就又换个场所继续。在徐晓艳的工作词典中,“效率”是第一位的。
因为平常工作强度特别大,又要应对泰国人的慢节奏,所以徐晓艳就在当地找了一个泰拳教练,打拳减压。
徐晓艳是西北人,对泰国又湿又黏的气候不太适应,不过更难适应的是泰国人的办事效率低。有些事,她常常会觉得无能为力。实在着急时,她会在佛前烧烧香,希望佛祖保佑事情发展得顺利点。
因为徐晓艳的母亲要做手术,工作完成后的凌晨,她就坐飞机匆匆赶回北京。可是刚陪了母亲五天,她就又要飞往越南。第二天,那里的分公司例会还在等她。
和徐晓艳的两地飞不同,来自上海的李楠已经定居在泰国。李楠之前学的是经济学,“因为国内电子支付发展的很好,而泰国很多民众甚至还没有银行卡,未来市场的潜力很大。”她选择做了电子支付,“如今,国内的互联网公司也开始在泰国投资了。”
李楠所在的公司有中资背景,公司里不仅有着众多的华裔面孔,它的工作环境、节奏和思维方式,也像极了“中关村”式的互联网公司。早上10点,年轻人们睡眼惺忪,拎着早餐不急不慢来到办公室,打开电脑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李楠是公司的战略发展专员,因为她熟悉中国,又了解泰国,所以每次公司重大决策和谈判,她都会参与其中。相比于泰国本地人和华裔,李楠更清楚“二维码”给泰国带去了什么。
来泰国两年半之后,李楠嫁给了留学时认识的泰国男朋友,并把家安在了泰国。这是他们的泰国特色婚礼。半年前,她们的孩子也出生了。
在泰国生活5年,李楠已经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有一种冬阴功汤,和国内的不太一样,是泰国特有的做法,我很喜欢喝。”不过,对爱美的李楠来说,唯一觉得不太适应的是烈日和炎热。夏天时,她经常穿带有帽子的衣服来防晒。
在曼谷,李楠有很多中国朋友,她们常常会约到一起吃饭聊天。“我喜欢泰国的慢生活,同时我也留恋中国的智慧城市。”选择现在这个工作,李楠就是希望把中国的数字化生活带到泰国。
“互联网+”不仅为中国人提供了在泰国施展才华的空间,也为泰国当地人创造了更好的机遇,尤其是对那些与中国有着密切联系的华裔们。祖辈从中国去泰国的Tum就是第一批受益于“互联网+”的出租车从业者。
大学毕业后,Tum作为技术人员去科威特的石油公司工作了多年。2014年,他突然回到泰国开起了出租车,这在高知家庭的眼里,简直不可理喻。原来Tum在回国之初就想好了通过网络社交平台接团客,做包车服务。飞机还没落地,Tum的车子就已经被预订,并从网上支付了定金。
一年后,中国的互联网叫车模式又进入了Tum的学习视野。他在中国的电商平台开了个网店,专做包车服务,这给Tum带来了大量的中国客人,他的月收入也飞涨到约20000元人民币,而泰国一个普通出租车司机的月收入只有约2000元人民币。
起初,同行们都听不懂Tum说的“互联网+”是什么意思,但他们很奇怪,“都是去机场排队候客,为什么Tum的车会长期包用?”慢慢地,越来越多的出租司机来找Tum,请教如何网上定车和支付。目前,已有1000辆多车装上了来自中国的支付宝,每天通过这样支付的平均在100单。
Tum虽然没来过中国,但因为受爷爷影响,他的生活模式完全是中国式的。每天早起,他都要在广东餐馆喝一碗潮汕生滚粥。
因为从小受到“打工不如做老板”的中式家庭教育,2017年12月,Tum在曼谷创立了自己的车队联盟,并注册了暹罗交通有限公司。除了提供交通服务,Tum还会给中国游客设计旅游线路。Tum说,他正在与风投谈下一个项目,“我的梦想是做‘互联网+’的综合旅游平台。”
曼谷街头大量商铺都挂着中国招牌。如今中国已经是泰国最大的游客输出国,在曼谷逛街,会让人产生错觉,像回到了中国国内一样。一部手机走遍泰国,已经变成了可能。中国的“互联网+”不仅改变了这里的消费习惯,更是深刻地影响了泰国的互联网行业,成为泰国数字经济的助推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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