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二维码“下南洋”

　　　　　　　　　　　　　　　　　　　　　　　　　　　　　　　　　　　　　　　　　　　　　　文／Stamlee

　　徐晓艳、李楠、娜特、享特、Tum…… 他们分别从事的职业是：跨国旅游公司经理、本地电子钱包公司的员工、想做泰国版“滴滴”的出租车司机……

　　他们有着不同的国籍，不同年龄、不同教育背景；生活中，他们本没有什么交互点，也许只是街头偶然擦肩而过的陌生人。而有一天，他们自己都没想到，一个来自中国的二维码，让他们成为了泰国第一批“互联网+”的创业者，并会在未来相互依存，形成“泰国4.0”浪潮下数字经济的鲜活注脚。

慢生活与数字化

　　我和徐晓艳在泰国相遇的时间不到四小时，她就急匆匆要赶去机场了。远在北京的母亲第二天要动手术，她必须在天亮前到达北京。

　　五天后，我回到了国内，试图再约徐晓艳补充采访。此时电话那头的她正在南京的禄口机场，当晚她又要飞往越南，明天那里的分公司例会还在等她。

　　徐晓艳是一名80后，来自陕西。4年了，从她被公司派往东南亚开拓市场开始，她就成了“空中飞人”。每年徐晓艳能生活在北京的时间不到四个月，她说，她都记不起上一个“悠长假期”是哪一年的事了。

　　在泰国，无论是首都曼谷，还是度假城市普吉或者是清迈，也许是天气炎热，也许是晚一小时的时差缘故，人们的生活总是“慢半拍”，工作的节奏也是缓慢的。徐晓艳学会的泰语，第一个词是“萨瓦滴卡”，然后就是“慢慢来”。但接下来带着开拓任务而来的她，从下飞机开始，说的最多的字就是“快！快！快！”。

　　徐晓艳所在的公司，最早是做传统旅游的。2014年，随着中国互联网创业大潮的到来，公司进入出海东南亚的创业新阶段。伴随着中国逐渐成为泰国最大的外来旅游客源国，她负责的中国移动支付名片推广，已覆盖整个普吉岛。

　　和徐晓艳的两地飞不同，来自上海的李楠已经定居在泰国。李楠之前学的是经济学，之所以从事“互联网+”，是因为在国内电子支付发展的很好，而泰国很多民众甚至还没有银行卡，如今国内的互联网公司也开始在泰国投资了，她觉得未来市场的潜力很大。

　　李楠是公司的战略发展专员，因为她熟悉中国，又了解泰国，流利的英语又让她能用国际化的视野去看待问题，所以每次公司重大决策和谈判，她都会参与其中。

　　来泰国两年半之后，她嫁给了留学时认识男朋友，把家安在泰国。半年前，她的孩子也在泰国出生。李楠说，她喜欢泰国的慢生活。但同时她也留恋中国的智慧城市。在泰国选择现在这个工作，也是与此相关。她希望把中国的数字化生活带到泰国。

中国公司挺进泰国

　　在2018年的东南亚人均GDP排名中，泰国以6744.84美元的人均GDP排名第三，仅次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是菲律宾的两倍，越南的近三倍。

　　作为东南亚的第二大经济体的泰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历史上有着天然的渊源。从上世纪初的“下南洋”，到本世纪初大批中国游客的涌入，中国人都对泰国的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如今，和中国相比，泰国的人力成本、赋税压力更低，因此泰国自然而然成了中国公司开拓海外市场的理想目的地，很多传统实体经济公司都在泰国设工厂或分公司，比如青岛啤酒首家海外生产工厂就设在泰国。

　　互联网热潮兴起后，泰国和中国发展程度的差别催生出很大红利，其实和东南亚其他国家相比，泰国的主流网络社交平台都跟全球趋势一致，但是与之相关的一系列“互联网+”，现在才刚刚起步。

　　于是，挺进泰国就成了中国互联网公司的目标。大公司里华为、中兴、OPPO，昆仑万维，直播平台Bigo、Kitty Live，都将泰国作为出海的重要一站，甚至是第一站；资本注入的同时，中国人也带去了《上海滩》，带去了《甜蜜蜜》。

泰国华裔“互联网+”

　　娜特是在泰国的华裔，爷爷那一代就从潮汕移民去了泰国。她从小就喜欢喝早茶、吃虾饺，并且按照中国文化教育的那样“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娜特按部就班在泰国念完大学，然后去私人银行工作。在泰国，一个姑娘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就已经令无数人羡慕了。

　　然而，2015年的一次杭州之行改变了娜特的生活。陪同她的中国朋友用一部手机几乎解决了生活上所有的支付问题：大到商场购物，小到出租车、手机缴费、买菜，还有发达的网购和物流。那个神奇的二维码无处不在。

　　娜特深受触动，正好2015年中国的支付宝开始进军东南亚；同年，她就辞去了银行的工作，选择进入泰国本地的移动支付公司，成为项目资金管理主管。

　　在她工作的公司里，我还见到了大量的华人脸。与娜特有些相似经历的享特，同样是爷爷那一辈就来到了泰国。亨特海外留学回来后，阿里巴巴上市、蚂蚁金服融资的新闻，吸引他来到这家与之有关的公司。

　　亨特目前从事策略主管。每年，亨特都要去杭州参加研讨会。他说，作为全世界移动互联网最发达的国家，中国的变化太快了，一段时间没有接触，就会产生“断档”，这对互联网企业从业者来说很危险。

　　同样是华裔的Tum是第一批受益于“互联网+”的出租车行业从业者。大学毕业后，他作为技术人员去科威特的石油公司工作了多年。2014年，他回到泰国，开起了出租车，这在高知家庭的父母眼里，简直不可理喻。

　　原来Tum在回国之初就想好了通过网络社交平台接团客，做包车服务。大量来泰国的中国游客，还没上飞机前就已经通过网络预订了他的车，并在网上提前支付定金。通过网络社交平台约团客的点子，已经让他超越了大量同行。在泰国，一个普通出租车司机的月收入约合2000元人民币，而当时Tum的月收入是约20000元人民币。

　　起初，同行们都听不懂Tum说的“互联网+”是什么意思，但他们很奇怪，“和所有的出租车司机一样，都是去机场排队候客，没日没夜用时间换工钱，为什么Tum的车会被长期包用？”慢慢地，越来越多的出租司机来找Tum，请教如何网上定车和支付。

　　因为从小受到“打工不如做老板”的中式家庭教育，2017年12月，Tum在曼谷创立了自己的车队联盟，并注册了暹罗交通有限公司。目前，这个专做“歪果仁”生意的本地叫车服务平台，还在通过电话和社交网络调度，但是2000辆车里已经有一半装上了来自中国的二维码，每天通过这样支付的平均会有100单。

　　Tum说，他正在与风投谈下一个项目，真正做起来一个“泰国版的滴滴”。

　　如今中国已经是泰国最大的游客输出国。在曼谷逛街，会让人产生错觉，像回到了中国国内一样。因为几乎每个商铺门前，都会挂着一个来自中国的二维码标识。一部手机走遍泰国，如今已经变成了可能。除了买买买，连逛夜市、做马杀鸡、看泰拳、吃泰菜等等都能使用二维码支付。中国的“互联网+”不仅改变了这里的消费习惯，更是深刻地影响了泰国的互联网行业，成为泰国数字经济的助推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