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绿卡

　　　　　　　　　　　　　　　　　　　　　　　　　　　　　　　　　　　　　　　　　　文／辜鹏博 张悦 魏尧

德国人：诺贝特

　　2002年冬天，德国人诺贝特·克尼特来到吉林长春，开始为期三个月给中国焊工的培训。那是他第一次来中国。没想到，这一待就是16年。

　　2018年7月5日，诺贝特从株洲民警手中接过期盼已久的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他对当天采访的记者表示，这张中国绿卡不仅给他带来了许多便利，更让他有了归属感。

　　回顾16年前，诺贝特初到中国，对这片土地几乎一无所知，所有的了解仅来自于与在德国培训的中国焊工的短暂接触。由于文化和行为习惯的差异，诺贝特坦诚地说当时自己对中国甚至有些偏见。“我讲课时，个别焊工喜欢在台下讨论，甚至影响课程进度。课间，焊工明明可以在休息室休息，为什么他们喜欢蹲在地上休息？”所有这些经历都让他觉得“中国人和德国人不一样，甚至不好相处”。

　　这些偏见在诺贝特来到中国后有了改变。工作的长期交流，生活的长期交融，他和中国工人们逐渐成为朋友。许多工人都希望诺贝特能继续留在中国。就这样，三个月，六个月，九个月……诺贝特留在中国的时间越来越长。

　　2011年，诺贝特加盟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下称“中车株机公司”）。十平米左右的办公室被收拾得干净整洁。虽然他现在的职务是城轨车辆焊接技术经理，但他的衣着和车间工人没什么区别。浅灰色衣服，深灰色衣领，衣袖上的一把尺子和笔格外显眼。在中车株机公司，诺贝特率领团队攻克了企业出口型不锈钢地铁车辆焊接工艺难题。

　　2012年，诺贝特获湖南省第六届“潇湘友谊奖”。2013年，诺贝特再获“中国政府友谊奖”。

　　如今，诺贝特和妻子、女儿租住在株洲的一间小别墅里，他和家人每年回一次德国。诺贝特在德国的家乡位于河岸附近，空气清新，非常宁静，家人可以非常自然地融入周围环境。“邻居觉得院子里的花漂亮，就也种了很多花草，然后又有其他邻居看到，都跟着种了花草。这样一户影响一户，我们的环境就会越来越好。”

　　在拿到中国绿卡前，诺贝特每年都要办理居留手续，往返中欧也需要办理签证。诺贝特说，这个过程非常麻烦，每年需要去长沙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体检，开具健康证明，现在不仅可以在十年内多次出入境，也可以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工作，可以完全像一个中国人一样生活，这张中国绿卡可作为身份证件单独使用。

　　“以前女儿想在淘宝买什么东西只能求妈妈，现在也可以求我了。”说到女儿，诺贝特欣然大笑。

　　中国对于外国人办理绿卡的审核程序很严谨，涉及的环节很多，部门也很多，中国绿卡甚至被调侃为全世界最难拿到的绿卡。“如果不熟悉流程，根本不知道需要哪些材料。”2012年，诺贝特开始着手准备申请绿卡的资料，当时写邮件、写信，甚至打过很多电话给外事局、外国专家局等部门咨询。

　　在众多需要提交的材料中，无犯罪记录证明就让诺贝特伤了脑筋。他在德国开具了无犯罪记录证明，因为证明是德语版的，先要通过公证进行翻译，再要发给中国驻德大使馆盖章，以此证明这个文件确实来自德国。同时，要特别注意这份证明的时效性，过期了又要重新开具。

　　2012年开始准备，直到2018年才获得中国绿卡。6年间，诺贝特想过放弃，但是中车株机公司良好的工作氛围、办理绿卡的工作人员的友好和耐心都让他坚定了留在中国的信心。如今他在新闻上看到中国将放宽申办绿卡的条件，诺贝特说，相信中国未来肯定会越来越开放。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是女儿也能拿到中国绿卡。”诺贝特笑着说。

法国人：潘伯良

　　2018年7月27日，来自法国的潘伯良（Yannick Benichou）在经过十个月的审核期后，终于在昆明拿到了中国绿卡，这一天他特别开心，拿到绿卡对他来说不仅代表着免签证，从心理上感受到中国对这个外国女婿的认可。

　　“说起和中国的渊源，要从大学时讲起。”潘伯良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特别感兴趣，2003年在法国上大学时就选修了汉语。2006年，潘伯良来到清华大学读硕士，并学校里认识了教汉语的丽娜老师。两人一见钟情，两年后就结婚了。

　　婚后不久，潘伯良和妻子一起去了法国生活了三年，因为妻子怀孕了，潘伯良就直接回到中国。先后在河北工作了三年半、上海工作了一年半，因为喜欢在中国工作的氛围，“工作效率高、灵活、动作快”，加上妻子想念中国的生活，最终他们选择定居在昆明。

　　“申请中国绿卡主要是两条路，一是在中国比较大的企业担任很高的职位，我换个好几个公司，走这条路不太现实；另一个是作为中国人的配偶。到昆明不久，我满足了在中国连续住满五年的条件，妻子的户口也迁到了昆明，我就马上开始申请了。”

　　“当然也需要一些申请的软条件，例如学历学位、工作、工资、房产等，要证明这个人在中国做什么，对中国有没有贡献。满足的条件越多，办起来就越容易。”潘伯良是在云南提交的申请材料，但最终审核要在北京审，所以之间的过程比较久。“之前还打电话询问什么时候能拿到？告知还要过很久，结果第二天接到通知就可以拿了。”潘伯良兴奋地说。在昆明生活的法国朋友里，他是唯一一个拿到绿卡的。

　　潘伯良之前是从事核专业的工作，到了中国之后改行做了化工。他目前供职于昆明的一家生产食品添加剂的化工厂，任职总经理，负责公司管理、国际销售等工作。他会要求员工主动学习英语提高合资企业的氛围，邀请法国留学生来工厂实习。

　　对于中国和法国的区别，他觉得最大的在于习惯，“在中国什么都可以在网上做，买东西、付钱都可以，在法国线下的事情多一点，这可能就是最大的区别。”

　　如今潘伯良和妻子有两个可爱的儿子。在昆明的两年时间里，他带着孩子们徒步了虎跳峡、梅里雪山雨崩村等地方。除了中国，法国的山上也留下过他们的足迹。潘伯良每年都会回法国两次，一般夏天一次，冬天一次。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像他儿时一样，早早的跟着父亲去接触外面的世界。

　　关于孩子的教育问题，他考虑将小孩送到好一点的国际学校，但“现在孩子还小，还不着急”。对于未来，他希望中国的环境越来越好，可以继续再中国生活，也希望他爱的这两个国家能有更多的文化交流。

比利时人：范克高夫

　　今年年底即将年满70岁的比利时人Gilbert Van Kerckhove的名片上写的名字叫范克高夫，他的中国妻子兼秘书孙冰管他叫做老范，如果老范没有在2008年成功领取中国绿卡的话，到了70岁的年纪基本上没有机会再留在中国生活。

　　1980年第一次来到中国的范克高夫直到2004年左右才有了办中国绿卡的想法，在此之前他都是办理五年一签的签证。但到了新世纪之后，他越来越确定自己的未来会在中国，五年一签有些麻烦，不如挑战一下申请中国绿卡。

　　回忆起当初申请中国绿卡的过程，范克高夫依然历历在目。有一次甚至把在中国获得的所有名誉证书和奖杯，以及同各级领导的合影照片，都放到了一个一米多长的箱子里，带到出入境管理部门给工作人员看。这些东西代表了他近三十年在中国的生活中为中外交流做出的贡献，比如他曾为北京市投资局做过顾问，在北京奥运团队里承担过多项工作，长期担任比利时王国外贸部部长中国高级顾问等。因为在中西交往中的贡献，他获得了包括外国人在华最高荣誉中国政府“友谊奖”在内的各种奖项。

　　2008年，范克高夫终于拿到了中国绿卡，中国绿卡从外表上看很像中国普通居民的身份证，但在实际使用中却并不像普通身份证那样方便。今年3月他曾在自己认为中国最开放的城市上海，因为无法使用绿卡入住酒店而与对方大吵一架。

　　范克高夫在北京组织了一个中国通的俱乐部，叫做Old China Hands，目前这个俱乐部有一百多名成员，但是其中只有四个人拥有中国绿卡。“有时候，我很好的朋友因为拿不到中国绿卡，不得不选择离开中国，因为失去好朋友，这会让我很失望。”

　　不过在范克高夫看来，中国正在向更开放的方向发展。他听说今年中国已经有一万名左右的外国人拿到绿卡，而在三年前大概是七千人左右。他希望自己在北京的外国朋友们有更多人拿到绿卡，能长期留在中国生活。

　　范克高夫对目前在北京的生活十分满意，虽然已经退休了三四年，但他目前仍然有五六份工作，让他的生活很充实。范克高夫在中国已经出版了两本书，“还会再写。”

　　说起中国和比利时之间的关系，他说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不过可以肯定是，他会继续生活在北京，因为他目前的生活关系网和朋友网都在北京，而对于比利时，他只能算是“异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