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之难

　　　　　　　　　　　　　　　　　　　　　　　　　　　　　　　　　　　　　　　　　　　　　　文／江海

　 “稍等，我上个厕所就回来……”内蒙古的一家妇产医院里，从上午8点到中午12点，托娅医生就一直没有停过。她的诊室门前一直排着长队，上个厕所，都得从人群里努力拨开一条缝才能挤出去。刚从厕所出来，就有患者拿着病历或是化验单一路跟上来询问。本该12点结束的门诊时间，她又延长了半小时，加诊了几个病人。

　　托娅是专攻妇科不孕不育的专家医生。中午时间，她一边吃着饼干一边和我聊着，本计划两小时的谈话时间，仅半小时就结束了。因为对于我大多数的问题，她的回答都是“这个……是病人的隐私，我不能说！”“这个……我们只是怀疑，还没有数据来证实！” “这个……不是医学的研究的范畴！”“这个数据，是保密的！”……

　　她给我提供的有效信息只有三条。一、前来就诊的不孕不育病人数量逐年增加。现在，她平均每天接待的门诊病人在200人左右。二、如果去做区域对比的话，有些村、镇的病人会相对多一些，但目前没有医学统计的数据可以证明这些病人与生活环境有直接关系。三、通过医学手段可以找到大部分不孕不育的病因，但还是有很多无解的案例。

　　据《健康时报》报道，中国人口协会、国家计生委2012年联名发布了一份《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报告显示：中国的不孕不育率从20年前的2.5%攀升到2012年15%左右，患者人数超过5000万，即每8对夫妇中就有1对有不孕不育问题。之后的整整半年，我在北京、上海、济南、杭州、成都、厦门等地方的医院、学校、科研所、企业、公司、养老院里试图寻访更多的医生、人口学专家、环境专家、患者，希望能归纳出一些规律，但最终我觉得“结果”也是非典型的。因为愿意与我聊聊的人，实在太少了。似乎，“生孩子”就是个不能说的秘密。

“你想有个孩子吗？”

“想呀！可我敢生吗？”

　　在北京生活了6年，李楠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和男友分开后，她去了杭州。李楠说，他们分手不是不爱，是没有条件爱。李楠和男友的老家都在甘肃，他们在北京的同一所大学求学，毕业后就一起留在北京。

　　他们的愿望是美好的：一起奋斗，先在北京买个房，然后结婚生子，再把父母接来，帮着带孩子。

　　2016年，是他们最接近梦想的一年。年初时，他们已经开始看房子了，可男友却突然失业了。计划只能延后，仅仅三个月后，房价几乎翻了一倍，李楠犹豫了。

　　“命啊，这就是一念之差。人，有时真不能计划得太长远，顾着眼前就好了，如果当时一咬牙，买了也就买了呀！机会就这么错过……”

　　“没房子就不能先结婚生孩子吗？”这个问题我问过很多人。

　　“敢吗？没房子，我自己都没有安全感，怎么给孩子安全感？再说，以后上学怎么办？送回老家去吗？让孩子做个留守儿童？”她的回答我很熟悉，因为大多数城市的外来工作者都是这样回答我的。

　　这一拖，就拖了6年。男友还是坚持留在北京，今年已经31岁的李楠，最终选择分手离开。

　　“结婚生子，曾经是一个正常女性那么顺其自然应的事，现在却变得越来越遥远”，李楠说自己有时想想都觉得可笑。可随着步入大龄女青年的行列，“一点都不可笑了，这就是现实！”

　　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李玉柱博士在聊到生育问题时就特别强调过一点，尽管生育和生育水平紧密联系，但是澄清两者的不同点是非常重要的。对生育水平影响的几个主要因素有：年龄结构、婚姻结构、晚婚和不婚、离婚、不孕不育、城市化水平和受教育水平。生育水平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整体性的宏观表现。当讨论生育水平时，不能局限于生育本身，而是要从一个更加宏观的视角去分析和研判。当前，生育率较低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这其中包括进城求学和打工的所有育龄女性。中国农村本来占有人口基数就大，这部分人转移到城市，但又不能及时对接好“结婚生子”的条件，很多人只好一再拖延生育计划，这势必会产生更多大龄产妇，让生育面临更大的难度。一般认为，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是23-33岁，错过这一时期可能产生不孕不育等问题。因此，人口流动导致的婚育推迟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很可能被低估。

“你想有个孩子吗？”

“想呀！可我怀不上啊！”

　　“如果我们有病，可以查病因，可以治疗!可医生看完检查报告，没说有啥问题，就是让我们多锻炼。你看，我们白天大棚里干活，晚上还去镇上的暴走团，每天走路！”开始时，陈英是不愿意和我提生孩子的事。

　　陈英自己去过当地医院，去过呼市的医院，甚至和丈夫去北京旅游时，还抽了一天时间去了趟北京的医院检查。这些医生都没说，他们俩身体上有什么问题。北京的医生曾问过她工作环境和周边其他人的生育情况，问完啥药也没开，也没说有啥问题，只让他俩好好锻炼身体。她也想不明白，具体要锻炼什么？

　 内蒙古赤峰西北30公里外，有座庙，当地人叫娘娘庙，山下的大庙求功名，山上的小庙则以求子灵验出名。从三年前开始，王凤每年都要爬上山顶，去拜一拜，以求早生贵子。然而已经36岁的她，肚子依旧没有动静。/p>

　　王凤说，他们村主要以种植大棚蔬菜为主，村里也有几对夫妇结婚多年没生孩子，但具体什么原因就不知道了。在农村里，这个事哪能随便公开讨论的呀？这是与脸面相关的“秘密”。有一回，她和弟媳在厨房说起这事，被丈夫听到，事后，被丈夫大骂一顿，还差点动手。丈夫觉得，你这么和别人讲，别人肯定觉得他是个不正常的男人，太丢人了。

　　那么，大棚种植到底与人类生殖有直接关联吗？我用搜索引擎在网络上查了下，相关论文有12篇。其中，刊登于2013年第4期《环境卫生学》杂志论文的标题就叫“蔬菜大棚种植者男性生殖健康状况并探讨其影响因素”；刊登于2014年01期《河南预防医学》杂志的论文标题是：“温室条件下农药使用与女性菜农生殖系统疾病相关性分析”。刊登于2015年第三期《中国职业医学》的一篇论文标题“大棚蔬菜种植人员禁用农药知晓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也许，正是有这些信息的来源，医生就有了想象和猜测的空间。

　　事后，我请教了托娅等相关专业的医生。医生说，导致不孕不育的原因很多，除了自身生理上的原因，也有可能与环境相关，但这些和癌症与环境的猜想一样，并没有具体临床的病例和数据可以直接作为证据指向的。

　　我们生活的土地和土壤到到底有没有影响我们的生活呢？2013年，北京律师董正伟通过在线提交和电子邮件方式，向环保部申请公开“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方法和数据信息”和“全国土壤污染的成因和防治措施方法信息”，被环保部以“数据属于国家机密”为由拒绝。

“你想有个孩子吗？”

“想呀！可我生不了呀！”

　　我们约在酒店的房间里见面，我到时，前面的男人刚走，吴燕还没起床。去年，她刚结束为期半年的婚姻生活。

　　吴出生在安徽的一个小县城，19岁到上海，一直在夜场陪酒。从她常常醉酒的状态里，偶尔能到一些真话。她已经不记得和多少个男人发生过性关系了，只知道自己做过6次人流。2017年春节前，她嫁给了其中一个客人。然后，又一次怀孕，这次，当她想好好做个母亲，却没能留住这个孩子。医生告诉他们夫妇，子宫膜太薄了，之后，哪怕再怀上，也很难顺利生产。一个月后，他们就离了。

　　我有个在妇产科做医生的朋友，他曾私下无数次感叹“现在做人流的太多了。这些女孩子，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也太不懂保护自己了。性开放，竞然开放到这种程度！有的，半年里，来了两次。”

　　最近一次见吴燕时，我问她，知道自己很难再孕，你有什么打算？她很轻松地回答：“可以找代孕啊，只要有钱就行，我现在就是要找个有钱的！我觉得自己最近运气不太好，你知道怎样可以转转运吗？”

　　离开上海前，我带他去了静安寺附近一家寺庙。她在那儿请了个牌位，上面写着“堕胎婴灵”。

　　那是一间专门安放牌位的房间，有数千个名字，每隔几行，就能看到一张轻飘飘的黄纸上写着“堕胎婴灵”，有的连成行。

　　“生育”是人类繁衍最传统的话题。然而当有一天，我们谈到“无法生育”的问题时，哪怕十个人有十种不同的原因，都会瞬间转入静默。这些受访者中，90%的人是不愿意直面镜头的，那似乎就是一个传统中约定俗成的 “不能说的秘密”。然而，只要你的话，触及到他们内心深处的某根神经时，仿佛就有了打开潘多拉盒子的钥匙，他们有太多想说又无处诉说的话。那是一个个无法用传统思维去理解的故事。

　　比如，一对年轻时想做丁克的老夫妇，晚年了，想要一个孩子……

　　比如，在汶川地震中，那么多的失独家庭，想要一个孩子……

　　比如，一个离异的女人，又不想再婚，人到中年，想要一个孩子……

　　比如，一对同性的情侣，他们也想要一个孩子……

（除李玉柱博士外，文中其余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