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村“食物链”

图/文 Stamlee

　　第一次听说个旧这个地名，是在3年前。在一所监狱的艾滋病犯人的专管区里，我认识了正在服刑的刘刚。刘刚说，他的家乡就是个旧，他的家就在个旧工人村。资源、暴力、毒品、色情、艾滋……在刘刚的讲述里，那里的生态残酷到近乎荒蛮。

　　2016年3月，刘刚刑满释放，他带我一起回到了个旧。

　　从昆明出发，一路向南，经石林，过开远，沿着326国道的山道，盘旋而上，穿越云雾……迎面而来的，就是位于云贵高原上，红河北岸的“锡都”——个旧。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个城市一直靠矿吃饭，“锡”始终是个旧的基石。俯视个旧大地，群山裸露着被挖开、炸出、刨去的斑驳伤口。这座边陲小城，人口密度一度堪比上海——12平方公里的城区里，聚集了10余万的产业工人和近40万常住人口，“工人村”由此诞生。

　　然而，仅仅过去半个世纪，个旧就被列入了69座资源枯竭型城市名单之列。和其他资源枯竭城市一样的是，上万名工人下岗；但不同的是，他们大多并没有离开，依旧留在故土，在这个残酷的“丛林”中艰难度日。

　　盗抢矿者的末日

　　2016年3月，刘刚刑满释放，回到阔别4年的家乡。再见到当年一起“混江湖”的兄弟，刘刚感叹：祸福相依！

　　吸毒后身染艾滋病多年的他，入狱后，由于长期接受稳定的治疗，不但成功戒毒， HIV的指标也控制在了一个很好的范围内。而那些在外的兄弟，境况反倒一个不如一个：有的穷困潦倒，靠低保维持生活；有的周而复始吸毒、戒毒、吸毒、戒毒……有的，早已因HIV病发而过逝。与他们相比，刘刚感到自己很幸运。

　　我们见到了刘刚曾经的江湖兄弟，他被大家叫王哥。作为工人村里最有名的黑道大哥，风光的那些年，王哥随身的保镖就有4个，在90年代初，家中的现金就可以随时拿出20万，村里连收水电费的都不敢敲门，因为这些财富，全是“抢矿”抢来的。

　　王哥的后脑勺有一道很长的刀疤，脱去外衣，横七竖八的伤疤像蜈蚣一样爬满全身。“都是抢矿斗殴时留下的。”王哥说。

　　王哥的左手总是下垂着，“手筋被砍断，当时连着一点皮，能活下来就算不错了……”他说话时，有些口齿不清，由于长期吸毒，好几颗牙过早脱落，讲话漏风。那次恶战后，他也因为把对方砍成重伤，进了监狱。

　　那时正是私挖滥采最严重的日子，山上的锡矿多，直接裸露在地表。王哥没事就开着大卡车带着20多个弟兄，四处游荡。一旦看中“好料”，便跳下车，让人把矿围起来：“这块地是我们的了！”也会遇上硬碰硬的，他就带着兄弟们抄起长刀、猎枪，甚至炸药直接火拼。

　　好的锡矿原料拉到山下就有人收购，一转手就是两万。一摞钱往桌上一拍，兄弟们想要吃、喝、嫖、赌、毒，他都满足。“下手狠，够义气”，短短三年，王哥便有了上百号小弟跟着。抢完地表，就抢地下。没背景的矿山硬抢，有后台的矿山就偷……

　　那些年，在个旧，盗抢矿的黑恶势力一度猖獗盛行。仅2001年，云锡集团矿区被偷挖的原矿就达20多万吨，损失数亿元。

　　2007年，一个犯罪团伙雇用了近百人的背工队伍，装备着猎枪、长刀及自制爆炸物，浩浩荡荡开进了个旧市内一个矿区，抢走了大批矿石。

　　甚至连普通村庄也卷入了抢夺。个旧贾沙乡陡岩村的村民，不满祖辈的山被掏空却无法得利，曾多次拿着枪械冲进当地矿山，疯抢锡矿与数百斤的炸药。

　　这些血腥的场景，最终在矿产资源的枯竭后落幕。

　　我们请王哥吃了饭。王哥说，从工人村到这里的5公里路，他是走来的，花了一个多小时，哪怕2元钱的公交车，也舍不得坐。每个月，他靠着微薄的低保生活，还要在艾滋病毒的侵蚀下延续性命。饭后，王哥把所有的剩菜都打包了，包括那碗剩饭。然后拎着大包小包，走回工人村里他那间不到10平方的小屋。如今，进入艾滋病发病期的他，瘦得如秋天的枯叶，好像随时会被一阵风吹走。

　　毒品、艾滋病和毛线鸡

　　早在90年代初，个旧地表砂矿的锡矿资源就已消失了。1993年起，个旧锡矿业连年巨额亏损。1997年后，矿山企业开始下岗分流，三年间就裁减了1.2万从业人员。

　　产业工人失去了矿山，沦为低收入群体，生活艰苦而单调，个旧随之被列入全国HIV感染者人数与当地人口数相比比例最高的十个城市名单。曾让个旧人为之骄傲的“工人村”，成了最早沦陷的地方。工人村里，也随之出现了一些新名词，比如“毛线鸡”。

　　红色砖墙和上世纪苏联式的筒子楼，是工人村的标志。从工人开始大批下岗开始，狭窄的巷道里出现了很多妇女，她们总是搬张小凳子，坐在房前，打毛衣或织十字绣。有男人到来时，她们才默默收起毛线，走进小屋。男人紧随其后，关上门。不到10平米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她们就在这里，以10到50元不等的价格出卖身体。时间久了，工人村的老居民们就给了她们一个新名词——“毛线鸡”。

　　据当地公益组织的志愿者介绍，工人村的“性工作者”人数已无法统计。公益组织服务的贫困女艾滋病患者，最多时有800多人，其中大约三分之一是下岗女工。这几年，随着她们的流动或死亡，目前还在联系的有200多人。

　　入夜后，我们找到了其中的一位——红芳。18岁那年，红芳顶父亲的班，进入矿山工作，每天操作升降机。领到第一个月工资的那天，红芳专门跑去村口的照相馆，拍下了这张照片。红芳说，那时候，一切都那么美好。靠着矿山，钱来得太快，当资源换取的暴富遇上毒品，滑入歧途的速度之快，连红芳自己都感到惊讶。意识到问题时，她已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变化同样来得很快。资源耗尽，矿山被关闭，红芳一下子失去了收入来源。吸毒这项奢侈的恶习，变成了压垮她的负担。后来，红芳便成了工人村的“毛线鸡”。如今已46岁的她，涂着粉底，描了眼线，依然遮不住脸上的皱纹。由于艾滋病已经病发，她的状态每况日下。

　　聊了不到一个小时，红芳开始呵欠连天。红芳坦然地说自己毒瘾来了，然后开始打电话，一个接着一个，催促对方赶紧送“货”来。不久，红芳出门去迎接。刺眼的车灯照亮了她的剪影，不一会，她就消失在这条朴素的工人村小巷里。

　　红芳拿到了毒品，立刻从床底拿出她吸毒的家什。没有任何密封与消毒，这些工具随意放置在半个纸盒里。用这些简陋的工具，红芳开始了半个多小时的吸食与注射。HIV的发病让她全身肿胀溃烂，再加上长期吸毒，血管硬化，她只能在大腿内侧，肌肉稍有弹性的部位注射。

　　如今，她每天需要消耗150元的毒品，所有毒资都来源于这张床。红芳一次次出卖身体，换取10到30元不等的嫖资。志愿者告诉我，按照现在的状况，她的生命估计也就剩一年左右了。

　　这些年，当地警方都曾多次大规模扫荡这一色情行业。但这并没有彻底铲除这一“毒瘤”。只是让这些性工作者更加隐秘而已。

　　“她们很多已经到了病发期，大多数人也已经被家庭抛弃……”志愿者无奈地说。

　　一个美丽的葬礼

　　“近段时间，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死亡，看到他们临近死亡时对生命的渴望，对死亡的恐惧，对家人朋友的不舍……”这是一名公益组织志愿者工作笔记中的话。

　　那天，与她的谈话中，我们又听到了一个新词——“爬烟囱”。

　　个旧工人村中，身患艾滋病又染有毒瘾的女人，往往会被家庭抛弃。她们死后，甚至没有亲人愿意来收骨灰。在个旧这片公墓前，志愿者告诉我们，这10年里，经过他们的手送走的姐妹，已经有82人，但只有12人的家属来收了骨灰，竖了墓碑。其他的姐妹，都“爬了烟囱”。 

　　“爬烟囱”形象到有些黑色幽默。这些被抛弃的女人，因艾滋和毒瘾死去后，因无人支付尸体保管费及火化费，她们的遗体只能被送入焚烧炉，尸体来回翻滚，烧成骨灰。最终，被加大马力的鼓风机，直接从烟囱向外吹散，变成一缕青烟。

　　离开个旧那天，我们一步步离开个旧工人村。穿过狭窄的街巷，很快可以走到个旧湖边。新城的高楼沿湖而建，拔地而起。从老阴山的山顶俯瞰，工人村被高楼重重遮挡。这座笼罩在阴影下的地方，依然在自身的残酷生态圈中挣扎。离开的那天，我和王哥聊了四个小时。他说，自己这一生沉浮，与个旧这个城何其相似。上周，红芳的电话停机了。昨天，刘刚发来短信，说自己找到了工作……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