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976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53.8秒，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将唐山夷为平地，造成242769人死亡。一座城市顷刻间土崩瓦解，无数楼房在震颤中化为土砾与灰烬，人们失去了家园，身受重伤，甚至成为孤儿。四十年后，我们仍然不敢轻言体会，任何人都无法对亲历者感同身受。我们相信，凡此生命，经历时代的风雨兼程，经受过的困苦与磨难，必将幻化为精神的力量。走进他们，轻抚伤痕，是为感知生命的重生。

　　在地震中失去双腿

　　作家关仁山曾在《家的意义》中写道，“地震以摇荡的形式突兀地开始，许多个家庭，都是以残缺的哀伤朦胧地结束或是夭折。当新的家庭再次组合起来的时候，总是带着灾难的阴影，走出这个阴影要经历多少时间？需要有多少爱？”

　　40年前的7月28日，年仅14岁的关仁山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浩劫中幸存下来。生于唐山，作为亲历地震的幸存者之一，关仁山笔下流露出对相似遭遇人们歇斯底里的感同身受。

　　这种感受，在如今61岁的付平生心中无比清晰。

　　“如果当时选择去昆明，也许能逃过这一劫吧。”猛吸了几口烟后，付平生把手中的烟捻灭，他用双臂撑起身体，一点点向床边挪动，把身体摆上轮椅座位。紧接着再把已经萎缩的双腿从床沿抬到轮椅上，整个过程用了近两分钟，付平生已经把这个看似简单实则艰难的动作重复了近40年。

　　1976年唐山大地震那年，付平生才21岁，在唐山附近的乡村下乡做知青。知青生活虽累，但也简单充实，在他的心里一直有一个关于音乐的梦想。

　　“我从小就喜欢玩乐器，十四五岁就考取了云南昆明部队里的文艺兵，通知书都已经寄到我家了，可是因为年龄小，父母不同意我去那边，也算是人生的一大遗憾……”付平生的头微微低垂，目光扫过自己的双腿，轻轻闭上了眼睛，不愿多语。

　　1976年7月28日凌晨，付平生刻骨铭心。

　　那晚特别闷热，临睡前远方不断传来轰隆隆的巨大雷声。付平生刚刚进入梦乡，短短的几秒钟的剧烈摇晃让家里的房子瞬间轰然倒塌，屋顶落下一块沉重的砖垛正正砸在付平生的腰上，“我当时只能听到我哥在喊我的名字，其他什么都不知道，想爬出来的时候才发现两条腿根本不听使唤，完全失去了知觉。”

　　在康复村遇到爱情

　　在废墟中清醒过来时，付平生已失去双亲，高位截瘫的他被救援队送往石家庄第四医院接受治疗。三年零八个月后付平生回到唐山，在市截瘫疗养院里继续进行康复训练。

　　在疗养院里付平生没有放弃自己的音乐理想，几乎每天会拉拉二胡给自己和病友们解闷，悠扬的二胡曲调总会吸引许多同在疗养院做康复训练的同伴们聆听。

　　其中一位听众——刘玉华，后来成为付平生的妻子。

　　地震共造成了3817人截瘫。命运向他关闭了一扇门，也打开了爱情的窗。

　　“那会我们就经常在一起吃饭洗衣服，由于下身没有知觉，有一次她洗澡时被烫伤，情况很严重。从此我开始帮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情，也就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 付平生娓娓说道，简单而真实。

　　1992年唐山康复村建立后，付平生与妻子一起从疗养院搬到了这里，康复村位于唐山市人民医院后面一条不起眼的小街上，有26户震后家庭居住于此，房子都按照适合残疾人居住的标准修建。没有孩子，付平生与妻子一起养了一只名叫布丁的小狗作陪伴。

　　彼此有着相同的遭遇，付平生和刘玉华之间有种特别的默契，谁也不会多提及关于地震的事，无声胜有声。

　　正如关仁山所写的那样：“他们互相搀扶着、安慰着，寻找新的爱的支点，用人间的大爱来弥补灾难造成的创伤。”

　　在灾难中诞生

　　范震玲从不过生日。

　　她觉得尴尬：我出生，家里却死了三口人，是庆祝我还是纪念他们？

　　1976年7月28日，范震玲出生第19天，凌晨3点42分，唐山发生7.8级地震，23秒钟后，这座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被夷成废墟，24万余人遇难，包括范震玲的爷爷、奶奶及当年15岁的姑姑。

　　40年了，和当年所有新生儿一样，范震玲开启自己的“四张”岁月，成为家中的顶梁柱。

　　她不再向长辈追问劫后余生的故事，也不会刻意去给后辈讲述那些经历。大地震的记忆，随着时间而稀薄。

　　“老人都经历过，小孩儿又不懂。”他们，夹在中间，经历过却又说不清的一代人。

　　因为名字带“震”，不得不被经常讲述出生故事。

　　“对，1976年生的，地震的时候我19天……”

　　“是震中，受灾了，爷爷、奶奶、姑姑没了……”

　　名字里带“震”，初中时有同学笃定地问范震玲：“你地震那年出生的吧？”

　　走出唐山，每见到一个外地人，范震玲都要讲一遍地震的事，“很多人印象中好像唐山只有大地震。”

　　后来到外地上大学。别人第一个问题是家里是不是市区，接着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们家死人了么？”

　　范震玲会一股脑全告诉他们，省得一直问。这，几乎成了她大学几年的困扰。

　　同样出生于1976年，江洋的名字里不带“震”，但也绕不过这一宿命。“外地人都会问地震的事儿，我就讲我怎么被救出去的。”

　　江洋出生于1976年5月16日，地震前73天。

　　那时，江洋和父母、哥哥住在唐山老九中的家属院内，现新华贸附近。

　　“当时我们都睡一炕上。地震刚一晃，我妈就醒了。”母亲抱起江洋就往外跑，跑到门口时，地晃得厉害，江洋被母亲一把顺到院里的木头椅子底下，椅子帮他挡下了几块石头。

　　起身过程中江洋的母亲一巴掌拍醒了身边的丈夫。

　　“我爸刚坐起来就被地震的纵波从炕上颠到缝纫机下面，捡了一条命。”5岁的哥哥不幸成为家中最小的亡者。

　　天亮时，江洋与父母被邻居先后救出。除了5岁的哥哥，江洋的姥爷与大舅妈不幸遇难。

　　江洋没有叫“震”，但从小班里就有很多叫“震”的同学。“叫‘震生’‘抗震’的特别多。”

　　自降生之日起，地震便成为他们身上无法摘下的标签。

　　2010年上映的《唐山大地震》将1976年出生的唐山人割裂成两派。

　　一派为了追寻当年最直观的场景去看，把长辈讲述的大地震故事转换成立体的画面；一派则因不愿直面那段历史而坚决拒看。

　　范震玲是前者，江洋是后者。

　　“我完全不想看，很有抵触，我觉得心里会不舒服。”但他却看所有电影相关的新闻，也知道大概剧情。

　　曾有人在办公室看这个电影，江洋听到部分剧情。“尤其是在两个孩子间做选择时，我心里特别不舒服。”他会想起，地震时母亲毫不犹豫将他抱出去，5岁的哥哥却就此丧生，他成为幸存的那一个。

　　“当然我小，刚两个月，就睡在她旁边。但我哥就这么没了，心里特别难受。”电影的情节会让他难受。

　　江洋曾以为这件事对于他而言早已被平复，“可一旦电影摆在你面前，还是会产生反应。我这样经历地震还没有记忆的人，伤痛也一直鲜活。失去亲人的情感，不容易翻篇儿，不是时间就能轻易淡忘的。”

　　摄影／撰文 吴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