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不出的贫瘠

图/文 Stamlee

　　改革开放释放的制度红利使我国进入持续近40年的快速增长期，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带动了巨量能源资源需求，作为中国能源资源主要分布地：山西、陕西、内蒙古三个区位栉比相邻。在这一带，煤炭被叫做“黑金”，煤矿被称为“金山”。半个多世纪以来，陕西铜川搭乘煤炭能源经济发展这辆马车一路高昂，踏着得天独厚能源丰沃的土壤飙歌猛进，曾创造一个个关于财富的神话。

　　因煤建城

　　20世纪初，煤炭行业进入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暴利的行业利润如魔法般吸引各类资本涌入，甚至是房地产、装备制造、烟草等毫不搭边的企业都跃跃欲试。在黄金十年期间，身处“黑金”中的村民，投身小煤窑，承包土地、集资建矿，比比皆是。

　　位于陕西省北部的神木，曾是全国第一产煤大县。GDP破千亿元、全县医疗免费、15年教育免费、千万富翁扎堆、顶级轿车满街跑……这是塞外名城神木昔日特有的标签。

　　中国能源资源主要分布地：山西、陕西、内蒙古三个区位栉比相邻。黑色，也因此曾被当作外人眼中铜川的代名词：一个仅有８０余万人口的城市，煤炭产业工人和家属就有２１万。这座因煤而建的城市。煤矿工人一度是这座城市的令人艳羡的饭碗。“吃饭捂着碗，走路眯着眼，看露天电影得打伞”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铜川十里长街的真实写照。从高速公路下来，一座高10多米的矿工塑像，迎风而立，昭示着曾经的骄傲。

　　矿竭城衰

　　受国内外宏观经济增速放缓、节能减排要求提高、能源结构优化等诸多因素影响，主要用煤行业耗煤减少，使得煤炭需求减少，产能过剩问题突出。2012年下半年，煤炭行业开始走下坡路。

　　“一煤独大”让铜川饱受环境污染之苦，也失去了产业转型升级的良机，这个因煤设市的城市，曾因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成为全省经济产值的旗帜。但在2009年3月2日，在国务院确定的第二批资源枯竭城市中，铜川市赫然在列，成为全国69个资源枯竭型城市之一。

　　走进东坡煤矿、金华山煤矿、王石凹煤矿、下石节煤矿、陈家山煤矿……走进那些曾经的矿山所在的村子。我们本以为，身处“金山”中的人们，经过这几十年的财富积累，哪怕没有富得“流油”，也应该是豪宅、小车……

　　但现实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且更加残酷：据2015年统计，铜川市4个区县中有3个是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区县，全市有208个低收入村。始于2002年的中国煤炭行业“黄金十年”，让国有煤企迅速壮大。10年后，当这些大型煤企陷入巨亏泥潭，昔日被高速发展所掩盖的整个行业的问题更为集中地暴露出来。

　　“挖煤卖资源，挖石烧水泥”的资源型、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使这座资源型城市在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饱受污染之苦，成为全国大气污染最重的城市之一。

　　难逃沉陷

　　1993年中华环保世纪行称铜川是“一座卫星上看不见的城市”，成为当地人难以言说的痛楚。哪怕就是如今，大多数不符合安全生产标准的煤矿已经被关停的情况下，2016年4月25日上午8时许，陕西铜川市耀州区照金煤矿还发生透水事故，11人失联……

　　71岁的陈良是铜川市印台区人，原本家有两个儿子。2004年11月28日陕西省铜川市矿务局陈家山煤矿发生了瓦斯爆炸事故，在井下的293人中，有127人安全升井，造成166名矿工遇难。他的两个儿子就在遇难者名单之中。家中的两个顶梁柱没了。这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他说，在煤矿里寻生计就象是“在刀口上舔血”——黄金十年里，小煤窑多得数不清，有时一个月要听闻四五起矿难，矿工还生率只有20%左右。

　　铜川金华山村，82岁的李树庄老人，种了一辈子的地，也修了一辈子的房。如今已经只能坐在轮椅上度日的他说，“这是采空区，房子修好不久就裂。从1970到去年为止，已经搬了四次家，从谷底搬到山腰，从山腰搬到山顶，地越陷越深，家越搬越穷。这辈子攒点钱，就修房，攒点钱，就搬家……”。

　　从白手起家到坐拥亿元财富，王兴从跑运输卡车到煤老板只用了不过十年。然而，在煤炭工业“供给能力持续过剩”、“去产能”背景下，他的煤矿被陆续关闭，从名车豪宅到负债千万，王兴只用了一年多时间。已沦为贫困户的他，以给别人看管果树园为生，还得处处躲着债主。

　　煤矿悉数关停，沉陷区的村民大多数搬迁到村落新址。留守的村民并不多，陈建宏是其中之一。

　　铜川市广阳镇陈家山村陈建宏，已年60多岁，是政府定点的扶贫对象。他也曾在煤矿上工作过，可挣的那点工资，全花在修房、建房上了。陈家山村整体已被定为“沉陷区移民村”。新的村址在山顶上的公路旁，政府不但划拨了宅基地，还给了每户家庭每人发放4000元的建房补助，村里大多数人家已经搬走。陈建宏是最后还在老宅中生活的四户人家之一。他说，自已的情况和别家不同。一是，别人家本来就住在土屋或者窑洞里，那些房子是实在住不下去了。自家的房子才建了没几年，虽然也有裂缝，但还能住。二是，虽然搬迁新房有每人4000元的补助，但如果真要建成新房，自己还得拿出约8万元钱来。去年，亲人过逝，再加上儿子结婚，他已经欠了10多万的外债，如果再借钱，他害怕还不上。那些搬家的村民，也大多是欠了外债的。三是，新房地点离自己种的地，距离太远了。来回要步行山路1个多小时，实在不便。

　　关树，在矿上做过矿工，失业后，去了一座烧炭的小作坊工作。每月工资1000多元，勉强维持生活。

　　陈远航，实在忍受不了，这20年来，一次又一次搬家。去年，他干脆举家迁移去了云南，承包了一块荒地，开始新的生活。

　　黄土高坡上，一位老人，在坡顶上抽着旱烟。他在煤矿上工作了40多年。老人说“无论是挖煤，还是种地，对我们来说，都一样，也就是个糊口，挖了一辈子的煤，地下都挖空了，我家，还是那么穷……”

　　老一代农民要靠土地来养活自己，再搬家，也得回到自己的口粮田里来再耕种。从本质上来说，他们只是搬了房，并没有搬离沉陷区。

　　铜川，这座因煤而建的城市，并未从自然的馈赠中获得富足，却在涸泽而渔的疯狂开采中变得土地贫瘠，失去生存的土壤。在“黄金十年”的煤炭产业经济高速发展的外衣卸去后，其后果赫然暴露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