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干部

摄影 | 陈雄鹰 编辑|王卫 新浪图片出品

乡镇一级政府是我国最基层的政府,乡镇干部也被称为基层干部。湖南资兴籍摄影师陈雄鹰自1998年来一直拍摄乡镇干部,在展示这个少有人关注的群体外,也记录下了乡镇20余年的发展变迁。

乡镇干部

                                              图|文 陈雄鹰

  湖南资兴高码乡龙头村老屋头被几十棵古樟树环抱着,大的要4个人才能合抱,1976年,我出生在这里。

  龙头村背后是狮子山,左右两边都是小山坡,左边的山坡叫“树山里”,这里的樟树最多最大,环绕着中间一块很大的坪地。那时,村里的大会,乡里来放电影,外面走江湖卖艺的戏班子,都在这里活动。村后山下有一处更大规模的古宅,那里有一汪泉水,大暑天也冰凉清甜,农村“双抢”时,我们小孩子就会提着水壶给田地里的大人送水。在农村的那段美妙时光,也许从性格上影响了我的一生。

  1997年11月,我被分配到了资兴市原坪石乡财政所工作。坪石乡是资兴东乡片的一个小乡镇,挨着老县城兴宁和东江湖,乡政府就在湖边,风光十分优美。老县城有850年历史,街上老房子老街紧挨在一起,让人有些时光错落感。

  送我们去报到的是一辆警车,由于已经是年底了,收农业税、乡统筹、村提留尾欠成了当时的大事。干部们被分成4到5人一组,到各自常驻的村里,由村干部带着一家一户上门收取。村干部,也分片分工。这对从学生时代起就喜欢到处走动的我来说,很对胃口。

  也许周边的美景、古街古宅、下乡时看到农民面对乡干部时种种不同的面孔,让我有很多感触,起了要把这些美景、人物记录下来的念头。

  1998年秋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买了一台宝达牌傻瓜相机,开始自学摄影。这台相机有单反的外形,可以调光圈,但不能调焦距和快门。

  那时,有个邮递员从兴宁老县城开着摩托车到坪石乡送信送报,我便从他那定了《人民摄影报》和《中国摄影报》。而当时所里定的《中国财政》《地方财政》封底和中间彩页的摄影作品,也是整本杂志里我最喜爱的内容,每每拿到手,便会仔细研究人家的用光和构图。我的摄影技术,就是从这些报刊上学的。拍摄《乡镇干部》专题的想法,也是从这两种报刊上得到的启发。

  那时刚上班,人还懵懵懂懂的,但有一股雄心壮志:知道自己将来必有一番作为。而拍摄这个专题,我有别人无法比拟的优势。在摄影界,凭这个专题,或许能跻身“大师”行列。当年只是有这么一个模模糊糊的想法,结果就这么一路拍下来了。

  90年代末到新世纪初,我们市的乡镇工作主要围绕着三个“一票否决”开展,一是计划生育,二是综合治理,三是税收(包括国税、地税、农业税。国税、地税由税务局收,乡镇主要收农业税)。这三项工作只要一项没完成,当年度乡镇就没法评优评先进,领导干部也没法得到提拔重用。

  年底,乡镇的主要工作是征收农业税尾欠,同时也包括乡统筹、村提留。因为那时工资还没统发,乡里的干部还是要靠收的乡统筹,完成上缴任务后,才能发工资。村干部则要靠收村提留。

  1999年,又到年底了,乡里安排黄柏华(乡人大副主席)、综治专干刘志平和我去税里村。税里村在回龙山和七宝山之间,交通不便,一去要准备2天时间。

  12月的一天,我们带着洗簌用品,农业税、乡统筹收据、和尾欠清册,由村支书带着,一户一户走。黄家组一户老党员家里,除了一个灶台、一个橱柜,几乎没有其他家具。但相对于其他村民对待我们的冷眼,他还比较客气。黄柏华跟他讲道理,这个老党员闷着不做声,等他说完了,闷声闷气地开了口:“公粮是要交的,皇粮国税自古就有,我当然知道,应该交……”后面的话就不再说了。村支书跟我们打眼色,我们也不好再坚持下去,只交代说:“老人家,以后有钱了,到村里、乡里去交清尾欠。”

  后来工资由市里统发,乡统筹、村提留也取消了。 2006年全国免征农业税,改为发放粮食补贴。乡镇干部门便不用再提着皮包走家串户收税,而是每年给农户发放各项粮食补贴。这张照片就成了历史。

  90年代的乡镇,到了晚上,基本没什么娱乐活动。干部远离城区的,只有打打牌,下下棋。后来有些乡镇街道上便开起了小小的卡拉OK厅,人们的业余生活也逐渐丰富起来。

  当时财政政所有辆摩托车,有些年岁了,刹车不灵、喇叭不响、车灯不亮,但一开起来,“突突突”很响。坪石乡湖滨的公路很美,夏夜的凉风带着苦栗子花的清香。1998年夏天,我常骑着这辆摩托车,带着和我一样刚上班的三四个年轻人,去兴宁的歌舞厅唱歌跳舞。

  兴宁老县政府的二楼改成了歌舞厅,10元一个人,音响效果很好,很多人在里面载歌载舞。老街上还有一个年轻人办的青苹果卡拉OK厅,一个很漂亮的年轻姑娘经营着,我们也经常去。

  不知为什么,这辆摩托车每两个星期就要出一次问题,去坪石街上修一下又能接着骑。一天夜里,我开去兴宁歌厅接人,没有路灯,车灯也不亮,上了一个长坡后是平路。我刚一加油门,就听到“嘭”的一声,车压上一块石头带着我飞了起来,我头脑一片空白,在空中只觉得人跟车分开了,落地时,我一个前滚翻,站了起来,才听到几米外“嘭”的一声响。我迷迷糊糊站那里,不知道刚才发生什么,也看不清周围的景物,到处黑呼呼的。更不知道怎么会在黑暗的空中翻个大跟头,飞出那么远居然毫发无伤。这件事后来想起就后怕,以至于现在骑摩托车,都会很小心。

  再后来,当时的党委书记看年轻人越来越多,就把政府办公楼六楼的会议室改成了多功能活动厅,配了音响等设施,还举办了两期OK大赛、一期才艺比赛。全镇七站八所的干部、老师、街上的居民都报名参加了。

  2000年3月,我调到东江镇,还是财政所,任农税专干负责农业税。以前是协助同事,现在变成了以我为主。有个同事叫曹志刚,人很瘦,下乡时,村干部叫喝酒他从不推辞。以前常听乡干部说有些农民,要干部喝酒后才说话,但我没遇上,直到那天跟曹志刚下乡。

  2001年12月的一天,我和曹志刚两人开了辆边三轮摩托车到仁里村收农业税。罗仙岭半山腰的一个组,那家农户真要我们一人一碗土烧酒才交税。

  山高路陡,只记得酒后我开着边三轮,带三个村干部及曹志刚从山路上直冲下来,车底撞出个洞,机油漏个精光,村支书从路边取根木杆插上接着开。车在山路上东撞西撞,曹志刚面不改色坐得安安稳稳,我两眼看不清其它东西,只感觉在跟着路开。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他半睐着眼坐车斗里左右摇摆的样子。

  过去有人说乡干部喜欢喝酒。那些年,不与农户拉近关系,做不好农村工作,而很多关系就体现在一杯酒上。有时候,这个干部是拿命在当。自“中央八项规定”过后,干部不喝酒了,农民也不再劝酒了。

  乡镇干部工作环境艰苦,边远乡镇的干部长期与家人两地分隔。往往一个乡镇二三十号人,上面几十个单位、部门的工作压到他们身上,而他们本身又没有什么执法权,完全是靠做思想工作来推动工作。村民理解的、不理解的,都要苦口婆心反复做工作。领导、干部的压力都极大。而所有人最为关注的升迁机会却少得可伶,一个乡镇一年基本只有1到2人的升迁名额,年轻干部只能靠等靠熬,混个一官半职也就到头了。很多没有机会的,干一辈子工作,还是个一般干部退休。

  我一个乡干部,如此爱好摄影,总不免给人不务正业之感。加之总喜欢独行,不太合群,时间长了,就闷闷不乐,不知以后会怎样,前途渺茫。那天中午,在宿舍思来想去,决定给自己拍张照片,记录下当时的心情。于是架好相机,拍了一张自拍,桌子上摆着几十本杂志,全是在地摊上买的,5角钱一本,《中国摄影》《大众摄影》《大众电影》……最早的到了70年代。没想到这张照片后来在《中国青年报》的微信号上做了头图。其实我也很认可这张照片,真实地表达了我当时苦闷无助的心情。

  在东江镇干了十二年,最后两年,我的工资表排到了单位会计工资表上的第一位。

  2003年6月,市里统一组织各乡镇收取农户超生抚育费,镇里也组织了几个小组。在文昌村一户超生户家,工作人员给女主人做工作。她的一个小孩坐在沙发上低着头,默默流泪。我给他拍了两张照片,以后每次看到照片就会想起那一幕,小孩心里留下的阴影,也许会伴随很久。后来,计生办主任在下乡做工作时,被计生对象拿刀砍了。他肚子上的两个刀口,还有些惊恐和委屈的眼神,在一道闪光下,留下了永恒的影像。计划生育是当时的一项国策,上上下下都抓得很紧,更与党政一把手的升迁有着莫大的干系,可想而知会有多大的力度。我参与过一些收取计生抚育费和抓计生对象送到计生委的中心工作,亲眼目睹了一些于心不忍的惨剧。作为一个乡干部,执行国家政策不走样是基本职责,而具体到执行对象,很多时候却又会生出恻隐之心,内心的矛盾恐怕只有自己才能体会。

  2004年,我跟另外一个领导驻木市村。木市村是一个老圩场(集市),又叫木根桥老街,四里八乡的老百姓都来这赶集,很繁华。后来边上建了水泥场,采石场,时代发展,老街逐渐破败。当地村民依靠水泥厂,在省道边家门口做些水泥预制件,收入也算可观。水泥厂到晚上会翻出很大的灰尘,而紧邻的采石场几乎搬去了半座山,又老放炮,经常有石头飞到街上来,还震倒了一些老房子。村民常有怨言,纠纷也算是常年累月的事了。一次,我们去处理一些老问题,村干部也在场。领导是当地人,比较了解情况,也有一套处理农村问题的经验,我在边上插不上话,就走到不远处,偷偷拿出相机,拍下了他们的一张照片。恰好拍到了这样一幕:一位男村民笑着和干部交谈,他旁边的女村民叉腰骂人。拍完心里一阵狂跳,这么戏剧性的画面也拍下来了,肯定会是张好照片。

  那段岁月里,我上班时拍乡镇干部,下班就拍风光。2005年,资兴摄影界几乎不上回龙山,也不知回龙山有如此壮观的云海日出,而我2002年听同事欧艳文多次提到古八景中的“回龙望日”,此后便专门拍摄回龙山。来的次数多了,跟山上庙里的何师父与段师父就很熟了。自2005年起,他们便不再收我住宿吃饭的钱。现在,他们都已去世多年,回想那些时日,两位师父音容犹在。

  一个周五,很冷,天气预报说第二天要下雪。镇政府要接受市里的“三文明”考核,这是一年到头所有工作的政绩总结,关系到领导的政治前途,各个乡镇都极为重视。下班前,领导打过招呼,周六所有干部待命。我看到外面已开始下雪,忍无可忍,连夜踩着积雪从双坑村步行上了回龙山,山间云海跟着我涨落,仙境一般。

  上山前约了一个摩托车师傅第二天一早到双坑村部接我,以防万一。当晚到山顶古寺时已精疲力尽,但仍在庙门拜了几拜,希望第二天早上遇个好天气。

  古寺给客人住的地方很冷,一床阴湿的被子,四处漏风的石壁。段师父烧了盆碳火放到床边,才感觉好些。第二天一早,天空一片清澈,远处东江湖上空一大片云海向我涌来。不久,日出前的霞光映红了白雪山头。我拍完这张单像后,最担心的事来了:单位袁所长来电话说考核组要看我的资料。

  只记得我自山顶沿之字形的路狂奔而下,路上积满了厚厚的雪。我几乎是连滚带爬冲下去的,但就算这样,还是没忘在路上拍几张雪景。一小时后,我到了村部,那个摩托车师父在等我,万幸,他冒雪上来了。他开着摩托车在冰雪覆盖的山路上小心翼翼地走过了很长一段路,又载着我到了三都镇。然后,我租车到东江政府,已冻成冰人。

  结果,还没进门就遇上了袁所长,被告之,考核组又不看我的资料了。那天的照片上了《湖南日报》的头版。当年10月,我拍下了后来为我带来很大影响的作品资兴古八景之一《回龙望日》。

  转眼十几年过去了,以前的事,仿佛做梦一般,历历在目,却又遥不可及。永远回不去了,不管是过去的自己,还是那座回龙山!

  2008年,我买了辆摩托车,从此拍摄范围大了很多。在那之前,我要到其他乡去拍照,除了搭公交,就是租摩托。那时叫“脱手”,给车主50元,可以自己加油跑一天。

  坪石是我第一次参加工作的地方,也是在那自学的摄影。那里的山水非常秀美,有种世外桃源的感觉。那些年,我拍了很多照片,现在看来,有一种远古时代的美好。

  2006年夏季的一天,我与以往一样,租了辆摩托车到坪石何家山转悠。

  何家山政府前的西坌河里有小孩戏水,我就过去拍了几张。小孩害羞又好奇,也不跑,让我拍。夏天艳丽的阳光照在小女孩稚嫩的脸颊上,她笑得最灿烂时我拍了下来,与她一起的小女孩则有些羞涩。照片洗出后,我去拍片时,把照片送她们了。只是没见到她们,是由旁人转交的。

  送照片几天后,资兴遭遇7.15洪灾,何家山乡更是重灾区,七宝山下,哀鴻遍地,惨不忍睹。那条小河,完全失去了原样,深埋在沙石之下。小女孩的家在马路边,远离河边,应该不会有事。一晃十几年过去了,他们应该读高中了。

  灾害面前的乡镇干部,处于最严格的管理中,随时待命,随时调动奔赴灾害一线。我也不例外,主要工作就是救灾,领导安排去哪救灾就去哪。除此之外,哪里也不能去。

  后来的一个周日,我去何家山、波水乡拍受灾情况。真是满目疮痍,触目惊心。想起平时拍风光时,大自然各种美好景致,然而一旦发起威来,真是令人不寒而栗。那些天,我拍下了村民展开重建家园的场景,也拍下了中国文联带着文艺家们来资兴慰问的场景。

  那两年不知道为什么,夏季老下雨。2007年8月18、19日,资兴又连续下了两天大雨。全市各乡镇如临大敌,领导干部都下到各自驻守的村里去防灾了。19日下午6时许,我驻的泉水村值班室秘书接到电话,称18日晚因山体滑坡有人下落不明。蛇形组在泉水村大山里,信号不好,头晚的事,第二天傍晚了才收到信息。镇领导当即决定派6名乡干部、2村干部连夜赶赴蛇形组。大雨继续下着,我们8人在山里迷了路,凌晨3点才到蛇形组一户人家,找到受灾户了解情况。当时已筋疲力竭,无法组织搜救,只得草草找地方睡下。第二天一早,我们到达受灾地点,现场一片狼藉,冲下来的山石把整座民房都盖住了。不久,镇长也赶来了,送来了政府的慰问金。直到第三天,被埋在沙石里的一老一小才被挖出来。小孩的父亲是我的小学同学,看他悲伤的样子,我心下凄凉,但也只能安慰几句。

  山里到处都有受灾的地方,我们又走了一天,领导指示我们可以下山了。不料,刚出山,还没上大路,就接到书记电话,又要重新回去,再核实各个小组灾情。大家这三天没日没夜的奔波,早已身心疲惫。几个干部已忍不住骂人了:“难道我们不是人吗?已经很累了。”带队的领导也很为难,但他还是有政治高度,说你们谁不想去的就先走。结果,大家谁都不敢走,又跟着上了山,在山上又坚持了一天一晚。

  转眼到了2010年,长久萦绕在心中的那个电影梦,因为科技的发展而变得确实可行。虽然没有钱,但也在器材店里赊了一台佳能5D2相机,隔了大半年才还清,拍起了以资兴古八景为题材的本土电影《八景迷踪》。影片拍了几年,运用摄影技术,拍摄自己认为的电影,在资兴,也多少引起了一番轰动,当然,风言风语也没少听。

  拍到后来,越来越难,就接些小片子,挣些拍大片的钱。

  2014年,兴宁镇的党委书记李宁找到我,要我拍部访谈类的短片,结果一年后,我拍了一部微电影《古城岁月》给他。《古城岁月》是资兴市第一部微电影,它融合了音乐电影、电视诗歌散文、纪录电影三种影视艺术的表现形式,以片中女主角谭倩的个人情感经历为主线,展现古城兴宁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2015年,李宁书记又要我帮她拍了一部纯风光片《兴宁.心宁》。

  两部影片,记录了兴宁古城的过去和现在。《古城岁月》所拍摄的古城原貌在影片完成后不久就变了,变成了具有六七十年代风格的特色小城,这便是第二部影片的《兴宁.心宁》所展示的那样:红墙红瓦。这两部影片,及时把兴宁古城的过去现在记录了下来,为将来人们追寻历史,忆古抒怀留下了两部作品。 这两部影片都是当时兴宁党委政府主持拍摄的。时过境迁,小城的急速变化,凸显了用影片记录历史的重要,也表明了当时党委政府所具有的远大目光和人文情怀。还是得感谢当时拍板做决定的人,没有他们的敢为人先,冒着风险、顶住压力,我想,这类风格的影片是不可能推出的。

  受资兴原政协副主席、作家李宙南邀请,我参加了兴宁镇2017年的春节晚会创作筹备。一个乡镇,自办春晚好些年,所有节目都是老百姓自编自演的,确实难能可贵。我用数码相机拍了很多张,总觉得是资料片,不太满意,直到结束了,所有演员、领导上台拍合影,我本来相机已收到包里,此时眼前一亮,赶快拿出胶片相机抢拍了一张,背景、主体、台上的人物都达到了想要的要求。

  2017年,乡镇的扶贫工作已践行了3年,乡里的很大一部分工作都在扶贫上。我跟着唐洞街道办的一个领导去拍摄村干部选举,本届选举是我参加工作以来最为严格的一次,所有候选人实行了最为严格的初选,选票会场都派了警察参与。

  我作为一个随行工作人员跟着他们带着选票到一个组里去。路过一个门时,我看见里面有两个小女孩在做作业。我手里正好有相机,他的门是纱窗门,刚好破了个洞,我连忙对焦调光圈,只拍了2张,那个小姑娘就转过头来看我们了。同行的领导告诉我,这家人是村里的贫困户,已有专门的帮扶人了。这张照片恰好可以补充我的乡镇干部专题的扶贫工作部分。

  1998年至今,我拍摄乡镇干部工作、生活、学习及各乡镇的人文地理、民俗风情12000多张照片。用的相机也从最初的凤凰到后来的佳能,再到哈苏、禄莱;到现在的4X5座机。我在各种场合下,向照片中的领导、同事、村民表达了我拍摄《乡镇干部》摄影专题的想法,因此拍摄、发表也得到大多数人口头或书面的同意和默许。我作为生活在他们身边的同事,拍摄行为自然不会引起大家的不适,所以拍出的照片很少有摆拍痕迹,多是在真实自然的情形下拍摄的,这样就保证了纪实摄影专题的真实性。

  2016年5月我调入资兴市文化体育广电新闻出版局(旅游外事侨务局)。年底,我拍的乡镇干部入选了全国影展,这无疑给了我很大的信心,也促使我把出书提上了议程。

  书中照片按时间排序,一张照片,一段文字说明。乡镇工作千头万绪,万万不是凭哪一个人就能拍摄完成,只能说我在那,发生了那样的事,我拍下来了,记录下来了。而我拍摄的内容,也是偏重于摄影本身所要求的那样:有趣味、有代表、有故事、可看经看。

  也许,将来这些照片会成为反映乡镇这个最基层政府的重要历史资料,成为中国这20年来乡镇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

"摄氏2014"年度摄影师大典

(正在火热征稿,截止日期2015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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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干部

摄影:陈雄鹰 编辑|王卫     新浪图片出品 2019-07-17 11:3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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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99 年 8 月的一天,天气晴朗,从坪石乡政府三楼我的宿舍望出去,东江湖如油画般美丽。1997年,21岁的我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原坪石乡财政所,成为一名乡镇干部。我在这里一待便是三年,那时候刚上班,人还懵懵懂懂的,但充满了雄心壮志,总感觉自己将来会有一番作为。

  • 1990年代末至2000代初,我们这边乡镇有三项主要工作:计划生育、综合治理和税收。这三项工作只要一项没完成,当年乡镇就没法评优,领导干部也没法得到重用。年底,乡镇的主要工作是征收农业税尾欠,同时还要收乡统筹、村提留。1999年坪石乡的农业税按亩算,143元一亩,乡统筹是每人30元、村提留是每人6元。那时,乡里的干部工资要靠收“乡统筹”,村干部则要靠收“村提留”。1999年12月,同事黄锋去税里村收税,我给他拍下了这张照片。

  • 每到年底,领导干部就会分成小组,分别到各自负责的村组收缴农业税尾欠。1999年底,我和同事们去税里村收税。这个村一户老党员家里,除了一个灶台、一个橱柜,几乎没有其他家具。但相对于其他村民对我们的冷眼,他还比较客气。我们跟他讲道理,老人闷不做声。村支书跟我们打眼色,我们也不好再坚持,老人欠的税最终也没交。

  • 后来,乡镇及村干部的工资由市里统发,乡统筹、村提留也取消了。2006年,全国免征农业税,改为发放粮食补贴。乡镇干部不用再提着皮包走家串户收税,而是每年给农户发放各项粮食补贴。收税经历成为历史,照片的画风也变成了这样。

  • 那些年,不与农户拉近关系,做不好农村工作,而很多关系就体现在一杯酒上。一次,我和同事开着图中这辆三轮摩托到仁里村收税,半山腰一户人家,非要我们一人喝一碗土烧酒才交税。只记得酒后我开着边三轮,带3个村干部及同事从山路直冲而下,车底撞出个洞,机油漏个精光,村支书从路边取根木杆插上接着开。车在山路上东撞西撞,我两眼看不清其它东西,只感觉在跟着路开。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同事半睐着眼左右摇摆的样子。自“中央八项规定”过后,干部不喝酒了,农民也不再劝酒了。

  • 2000年,我调到东江镇财政所,依然负责农业税。东江镇龙泉村黄金山组挨着白马江煤矿,白天农户们大都下矿井挖煤去了。镇村干部下乡收农业税,找不到人,又因在大山里,只好在晒谷坪上休息。

  • 2002年,“村村通公路”还未实施, 东江镇泉水村还没通公路。干部下乡去这种村要呆几天的话,就要带上洗漱用品。

  • 2004年,当时的东江镇计生办主任谭志勇下乡时,被计生对象砍了。计划生育是当时的一项国策,上上下下都抓得很紧,更与党政一把手的升迁有着莫大干系。我参与过一些收取计生抚育费和抓计生对象到计生委的工作,亲眼目睹过一些惨剧。作为一个乡干部,执行国家政策不走样是基本职责,而具体到执行对象,很多时候又会生出恻隐之心,内心的矛盾恐怕只有自己才能体会。

  • 不止农业税和计划生育让乡镇干部头疼,其余很多工作同样不好做。2004 年 11 月,东江镇木市村,乡镇干部到村里处理水泥厂污染、采石场扰民等遗留问题时,遇到一位男村民笑脸相迎,而旁边的女村民则双手叉腰骂村干部。

  • 乡镇干部工作环境艰苦,边远乡镇的干部长期与家人两地分隔。一个乡镇二三十号人,上面几十个单位、部门的工作压到他们身上,而他们本身又没有什么执法权,完全靠做思想工作来推动。村民理解的、不理解的,都要苦口婆心反复做工作。而一个乡镇一年却只有1到2人的升迁名额,年轻干部只能靠等靠熬,混个一官半职也就到头了。很多没机会的,干一辈子,还是个一般干部退休。2002年,我上班 5年了,工作、生活、摄影都毫无起色,一个人在东江镇镇政府,常常苦闷无助。

  • 上到贯彻国策,下到家家户户的鸡毛蒜皮,乡镇工作都会涉及。2002 年 3 月,一名郴州桂阳来的老人与家人走散了,找到东江镇镇政府。财政所干部问明情况,招待吃饭后,把他送上了回郴州的车。

  • 每年妇女节,镇政府都会组织女干部、女职工搞一次活动。2002 年 3 月 7 日,东江镇政府组织了一场跳绳比赛。活动场地很简陋,但现场妙趣横生。

  • 90年代的乡镇,到了晚上,基本没什么娱乐活动。远离城区的干部,只能打打牌,下下棋。后来有些乡镇街道出现了卡拉OK,人们的业余生活逐渐丰富起来。这是2003年11月,东江镇的干部们在开发区一家卡拉 OK厅唱歌跳舞。再后来,卡拉 OK便被KTV取代了。

  • 2007 年 8 月 18、19 日,资兴连下两天大雨, 我和同事们在山里转到凌晨3点才到达受灾最严重的地方。第二天,镇长赶来,送来了慰问金。第三天,沙石里的一老一小被挖出来。小孩是我小学同学的儿子,看他那么悲伤,我心下凄凉,却也只能安慰几句。到处都有灾情,我们又走了一天,领导指示我们可以下山了。不料,刚出山,就接到书记电话,又要回去。大家三天没日没夜奔波,有人已忍不住骂人了:“难道我们不是人吗?”带队领导也很为难,他想了想说,你们谁不想去的就先走。结果大家谁都不敢走,又跟着上了山,在山上又坚持了一天一夜。

  • 秋冬季节,防范火灾是一项重要工作。2005年11月,木市村狮子山,又一场大火被扑灭了。几年后,走在前面的五个人陆续被提拔为科级领导,当了乡镇党委书记和镇长。

  • 乡镇干部是离农民最近的干部,其中畜牧站的干部则要直接监管农户的家畜养殖。2003 年 8月,东江镇老政府院内,几名在政府开会的村干部帮着畜牧站的王日葵按住这头猪公的脚,看他精(阉的土音) 猪,这也是畜牧站的业务之一。

  • 和这边很多乡镇一样,东江镇在老办公地点时有猪栏,政府食堂会养上一两头猪,杀了之后作为福利分给干部。2006 年 5 月,东江镇镇政府临时办公地,杀猪后,领导和干部职工去食堂领猪肉。搬到新办公大楼后,这项福利随之取消。

  • 东江镇镇政府2002年开始配备电脑办公,一些年纪大的干部手动记账做得非常好,但要操作起电脑来,则不免手忙脚乱。有新业务时,政府就会组织培训。这是2006年,资兴市组织全市财政干部集中培训电脑业务,学习电算会计、补贴系统等业务操作。

  • 2008 年初,一场始料未及的雪下了近 40 天, 造成震惊中外的湖南冰灾。2月份,去往东江大坝的公路被冰雪封住,车辆无法通行,外出务工人员回家过年也只能步行。领导和干部职工连续铲了几天雪才恢复通车。

  • 2016年,我调至资兴市文旅局,结束了近20年的乡镇干部生涯。乡镇工作千头万绪,我很庆幸自己能用相机记之一二。或许,这些照片将来会成为反映乡镇这个最基层政府的历史资料,成为中国近20多年乡镇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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