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多年后，他们首次赴朝扫墓

列车驶入朝鲜，志愿军后代静静地望着窗外。因为赴朝旅行需旅行团的形式，不接受单人前往，他们中所有人都是第一次去朝鲜。这次赴朝扫墓是自朝鲜战争结束以来，中国民间组织最大的一次活动。“我们不只是为自己的亲人扫墓，也是为十几万在朝鲜战争中牺牲的中国军人扫墓。”

列车开上鸭绿江大桥，72岁的杜立人将父亲的照片静立在桌面上。“我常梦见父亲敲家门”，杜立人回忆起往事。“父亲赴朝后的一天，邮局来了挂号信说父亲牺牲了，从此家里跟地狱一样。”后来，杜立人的母亲被冤打成右派，“周围人都说父亲肯定是叛逃的，我想反驳却什么也不敢说。”

杜立人就这样在指责声中生活着，直到有一天她接到电话，说父亲牺牲的资料找到了。“他是共产党员，牺牲时是战地记者！我当时痛哭流涕了一夜，觉得身上的壳终于脱掉了。”行驶途中，大家又唱起志愿军战歌，杜立人用手机拍视频，自己并没有唱，但她早已眼眶湿润。

邓其平对父亲最后的记忆，是赴战场前的挥别。“我母亲抱着我，挺着大肚子和父亲告别。”邓其平哽咽着，没想到那次告别后竟阴阳两隔。邓其平的父亲邓仕均是著名战斗英雄、老红军团长，曾因受伤在赴朝第三天回国。后来他再次申请赴朝，这一次却被弹片击中头部牺牲，再也没有回来。

“这张和父亲的照片我一直珍藏着”，邓其平抚摸着相册。“我这一生没离开过部队，虽然部队供我们吃穿，但丧父之痛让我这一生非常痛苦。”邓其平说从小母亲就教育他不要给英雄父亲抹黑，“我参军后特意到不认识我的部队当兵，32岁就当上团干部，这才是邓世均的子女。”

列车停靠在平壤车站，后代们与接站的康明手掌相扣，仿佛家人相聚一般喜悦。同为后代的康明受到在朝中国企业家的帮助，提前半个月就来了。他已准备将后半生留在朝鲜，这次扫墓也是康明组织促成的。

在朝鲜的第一个晚上，志愿军后代相互“串门”，彼此了解他们对父辈的印象。“我只是想离父亲更近一些”，康明对大家说。他每天都会在电脑上搜索“三八线”，这里有个152号墓地，父亲康致中60年前就埋葬在这块墓地的1号墓。但这里是朝鲜军事禁区，任何人不得进入。

康明说他在朝鲜每天都穿着军装，这是一名志愿军后代送给他的，是曾经上过朝鲜战场的军装。“你看这料子，这款式……”，康明对父亲的思念已存在于那个时代的每个细节中。

板门店楼上南望，对面一侧观察哨所便是韩国，从这里可以看到埋葬康明父亲的地方。2013年康明曾赴韩国，去到“三八线”附近，从瞭望台上看到了父亲生前的战场。“当时望着那边满山都是树，密密麻麻，那些山上可能都埋着中国军人的遗骨。”

到达平壤后第二天，志愿军后代们了先后去了三个志愿军陵园扫墓。因为路况较差，大巴车一路颠簸，一二百公里的路程开了四个多小时。很多七旬老人到达心切，并没有在意到这些。

一进陵园，志愿军后代们已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陈亚洲代表后代朗读祭文，一度因为悲伤过度昏厥。他一直苦苦寻找父亲埋葬地的信息，直到2016年9月4日，在康明的帮助下，他才得知父亲埋葬在这里。但是在后代中也有很多人，来到了朝鲜却不知父亲葬在哪。

杜立人在年轻人的搀扶下跨上陵园的几百个台阶，“虽然我年纪大了，但无论如何都要来，这是我一辈子的夙愿。”杜立人来到父亲所在的12号合葬墓前，长跪久久不愿离去，“爸爸，女儿来看你了。”祭拜过父亲后，杜立人在陵园内寻一块地坐下，“今天一别，不知下次何时再来。”

行程中，邓其平离开众人坐在巨石上望着远处。他叹了口气，“当年父亲牺牲后被就地掩埋。军长接到中央下令要把我父亲的遗体抢回来，但埋葬地都是美军坦克，灯火通明。我们的部队只好撤退，父亲也就永远留在了洪川江战场，埋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

扫墓活动的最后一天，后代们连同大使馆工作人员来到平壤友谊塔祭奠。康平讲述了他印象中跟父亲的最后一面，“那天晚上父亲急匆匆回到家中，将睡梦中的我叫起来照相。父亲右手紧握着我的小手，笑得很开心。”康明哽咽了下，“照完之后，父亲就去了朝鲜，那一幕即是永别。”

当天，平壤市民也在过清明节，他们带着故去亲人的骨灰盒和食物到陵园祭奠，远远望着中方的祭奠活动。这些年来，一些志愿军的痕迹在朝鲜被抹去了。

清明当天的祭扫结束，晚上大家聚在一起，这天刚好是康明的生日。他宣布自己暂不回国：“我在卫星地图上看，父亲在战区的墓地已有一条公路模样的线了，我再多待一段时间，希望在有生之年给父亲上次坟。”次日，一行人离开朝鲜，对于六七十岁的他们，下一次赴朝扫墓已不知是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