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女正传：一个老港人20年的悲欢

1971年，跑马地，父亲抱着两岁大的我出席婚礼，母亲一旁跟随，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记忆中，父亲陪伴的日子不多。他没有接受过良好教育，靠自学成为白领，节假日也常常忙于加班，是一位为了养活家人而努力工作的典型港人。在那个相机并不普及的年代，这张旧照显得尤为珍贵。

1980年，牛头角，小学。那时的香港家长远没有“赢在起跑线”的焦虑，小学生只需要上半天的课，剩下全是和朋友仔的“反斗时光”。对比现在，连幼稚园也是全日制，小孩课余排满兴趣班，儿童再也不知“反斗”的乐趣。

1985年，九龙城，中学。我（右三）就读的中学，是香港少数以传统长衫作为校服的学校。毕业那天，老师对我们寄语：“梦那不能梦的，摘那不能摘的星星。”当青葱的中学岁月完结，同学们便朝着摘星的方向冒险走去。

1985年，地铁金钟站。从九龙往返香港，在金钟站转车，已是急速港人的上班习惯——但我还是喜欢坐巴士“过海”。坐在巴士上层，听着如今已经淘汰的随身听，缓缓从颜色灰暗的红磡出发，经过海底隧道，迈向充满反光镜片商厦的湾仔。短短5分钟车程，却变换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

“终于等到今天，是1997年7月1日，香港到处都是回归的横幅和庆祝活动，而我却没有什么澎湃的感觉，只为工作烦恼着……”那天电视上直播着中英移交典礼，心头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皇徽港币、米字旗、每晚电台播放的《天佑女皇》，这些殖民地成长的集体回忆，将永远离我而去。

1998年3月，旺角雀仔街，我成为了一名青年志工。许多人在业余时间兼职志工，而我却选择以此为正职。在旁人看来，这份工作挣不到钱，没有前途，但年轻的我梦想着摘星，也见证了失落青年改过自新，破碎的家庭重拾圆满。这份成就感，不能用金钱衡量。

2003年12月，官塘工业区。SARS来袭，香港瞬间变成疫埠，全城都是戴口罩的市民。同年4月，风不继续吹了，张国荣自杀身亡。仿佛一切最坏的事情，都在那年发生。我们在年底举行了圣诞音乐会，期盼歌声如清风，吹走那一年的忧伤。

2005年3月，官塘工业区。我结婚了！年过三十，算是迟婚。但最合适的结婚时间，不就是遇到最合适的另一半吗？没有铺张，我们在感情萌芽的工作基地举办了一场简单而温馨的婚礼。

2007年5月，观塘联合医院，香港回归第十年，大儿子降临人间。香港是全球出生率最低的地区之一，07年才开始上升，我亦算其中的贡献者。宝贝身体出了点状况，我每天呆在深切治疗病房陪伴，学习在氧气箱内喂奶、扫风、换尿布，练就了一身育儿的“好功夫”。

2011年9月，沙田。香港的幼儿教育趋向成为儿童表现工厂，许多小孩刚满两岁就开始上幼稚园学前班，生怕落后于人。我决心不再让儿子上幼稚园，开始了只有4个小孩的家庭学堂。那一年，我守护了儿子的美好童年。那一年，老二在我肚子准备出来凑热闹！

2012年6月，钻石山，母亲在这里火葬。记忆中母亲很少说爱，一次在我失恋时，另一次是见过老二后——妈妈抓紧我的手，说着爱我，不久后她便离开人世。钻石山分外地清幽，有流水、有绿荫，仿佛悄悄地提醒我，生命仍然不息。

2014年10月，大屿山棕榈滩营地。趁着小儿子放假，我们举家前往大屿山露营。香港的10月还很炎热，我们住进了一个有水冷系统的南非营帐里，四周是宁静的翠绿和延绵的长沙海滩，给人一种“很不香港”的感觉。

2015年9月，沙田，家庭学堂。不少香港家长致力于将子女培养成人生的运动员，却忘记了养育子女的初衷。值得庆幸的是，有12个家庭加入了我的家庭学堂，体验不一样的幼儿课程。

2016年8月，大尾笃堤坝。有调查指出，父亲和子女每天平均沟通时间为37秒。我的丈夫来自单亲家庭，几乎没见过自己的父亲。有了儿子后，无论工作多忙，他都坚决花时间陪伴，不让他们重蹈父亲缺席的童年。

2016年7月，湾仔会议展览中心。成为作者，是我人生意料之外的事情。《我家孩子不上幼稚园》在2016年香港书展面世，原来属于小众的我，开始在媒体面前分享自己的育儿理念，为香港的父母们提供多一种选择。

2017年6月，香港回归20周年前夕，我们在普吉岛度假。回归20年，所有港人都在思考，香港改变了什么？罗文曾唱到：“不必怨世事变，变幻才是永恒。”面对变幻莫测的大势，以不变应万变是我面对未知人生的招数。20年来，曾经那些只凭相信所做的人生决定，都有了出人意料的美好结局。